。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

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

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

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

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

在美国一般的法令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

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的忧伤

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

在平行的时刻里,有人在毒气中发肿流脓,有人在黑牢中慢性失明,有人在缝合孩子破碎的尸身;我坐在明净的长窗前抒情地写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若写得动人,或许还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美丽头衔。

分开四十年,我们变富,他们变穷,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外力的压迫,是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东德人身上,而我们却幸运地享受美国的救济;我们的幸运使我对他们的不幸有点罪恶感……”

我都不否认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

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这个国度里的人,显然是真心真意地在庆祝国庆。

国庆日,一个政治性的节日,竟然这么重要?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重的责任?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统一的国家里不能有两套法律。

废弃了四十年的铁轨,重新接上;切断了四十年的电路,重新流通。记忆所不及的阴暗角落,竟然还有纸色发黄的蓝图在。

在今天,我们目睹一个国家和平而自愿地把自己从地图上擦掉,不留一点痕迹;我们目睹一个大国把一个小国完整地“吃”掉,而两国的人民以香槟和爆竹来庆祝他们的结合。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统一”,建筑在“自由”的基础上。

可是文化事业是消费事业,不是生产事业,我们坐吃山空。

在和平革命之前,我们军人在私下谈话之中,也经常讨论国事,大部分的军人也认为制度不改不行了,当然,当时还觉得一切改革都还是理论而已。

过了半个小时,明星还不出现,你这时才知道那个乐队的作用:音乐可以化解不耐烦的情绪。

“统一,不是一个价钱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民族!”

生活并不只包含奇异果,还包含恐惧:失业了怎么办?房租付不出了怎么办?我说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意思:西佬请得起律师、税务顾问等等,东佬就不可能。

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

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钱并不肮脏,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也给人带来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

不浪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性里。

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

。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

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

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

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

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

在美国一般的法令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

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的忧伤

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

在平行的时刻里,有人在毒气中发肿流脓,有人在黑牢中慢性失明,有人在缝合孩子破碎的尸身;我坐在明净的长窗前抒情地写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若写得动人,或许还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美丽头衔。

分开四十年,我们变富,他们变穷,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外力的压迫,是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东德人身上,而我们却幸运地享受美国的救济;我们的幸运使我对他们的不幸有点罪恶感……”

我都不否认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

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这个国度里的人,显然是真心真意地在庆祝国庆。

国庆日,一个政治性的节日,竟然这么重要?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重的责任?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统一的国家里不能有两套法律。

废弃了四十年的铁轨,重新接上;切断了四十年的电路,重新流通。记忆所不及的阴暗角落,竟然还有纸色发黄的蓝图在。

在今天,我们目睹一个国家和平而自愿地把自己从地图上擦掉,不留一点痕迹;我们目睹一个大国把一个小国完整地“吃”掉,而两国的人民以香槟和爆竹来庆祝他们的结合。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统一”,建筑在“自由”的基础上。

可是文化事业是消费事业,不是生产事业,我们坐吃山空。

在和平革命之前,我们军人在私下谈话之中,也经常讨论国事,大部分的军人也认为制度不改不行了,当然,当时还觉得一切改革都还是理论而已。

过了半个小时,明星还不出现,你这时才知道那个乐队的作用:音乐可以化解不耐烦的情绪。

“统一,不是一个价钱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民族!”

生活并不只包含奇异果,还包含恐惧:失业了怎么办?房租付不出了怎么办?我说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意思:西佬请得起律师、税务顾问等等,东佬就不可能。

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

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钱并不肮脏,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也给人带来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

不浪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性里。

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

。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

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

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

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

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

在美国一般的法令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

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的忧伤

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

在平行的时刻里,有人在毒气中发肿流脓,有人在黑牢中慢性失明,有人在缝合孩子破碎的尸身;我坐在明净的长窗前抒情地写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若写得动人,或许还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美丽头衔。

分开四十年,我们变富,他们变穷,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外力的压迫,是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东德人身上,而我们却幸运地享受美国的救济;我们的幸运使我对他们的不幸有点罪恶感……”

我都不否认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

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这个国度里的人,显然是真心真意地在庆祝国庆。

国庆日,一个政治性的节日,竟然这么重要?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重的责任?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统一的国家里不能有两套法律。

废弃了四十年的铁轨,重新接上;切断了四十年的电路,重新流通。记忆所不及的阴暗角落,竟然还有纸色发黄的蓝图在。

在今天,我们目睹一个国家和平而自愿地把自己从地图上擦掉,不留一点痕迹;我们目睹一个大国把一个小国完整地“吃”掉,而两国的人民以香槟和爆竹来庆祝他们的结合。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统一”,建筑在“自由”的基础上。

可是文化事业是消费事业,不是生产事业,我们坐吃山空。

在和平革命之前,我们军人在私下谈话之中,也经常讨论国事,大部分的军人也认为制度不改不行了,当然,当时还觉得一切改革都还是理论而已。

过了半个小时,明星还不出现,你这时才知道那个乐队的作用:音乐可以化解不耐烦的情绪。

“统一,不是一个价钱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民族!”

生活并不只包含奇异果,还包含恐惧:失业了怎么办?房租付不出了怎么办?我说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意思:西佬请得起律师、税务顾问等等,东佬就不可能。

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

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钱并不肮脏,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也给人带来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

不浪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性里。

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

。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

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

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

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

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

在美国一般的法令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

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的忧伤

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

在平行的时刻里,有人在毒气中发肿流脓,有人在黑牢中慢性失明,有人在缝合孩子破碎的尸身;我坐在明净的长窗前抒情地写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若写得动人,或许还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美丽头衔。

分开四十年,我们变富,他们变穷,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外力的压迫,是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东德人身上,而我们却幸运地享受美国的救济;我们的幸运使我对他们的不幸有点罪恶感……”

我都不否认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

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这个国度里的人,显然是真心真意地在庆祝国庆。

国庆日,一个政治性的节日,竟然这么重要?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重的责任?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统一的国家里不能有两套法律。

废弃了四十年的铁轨,重新接上;切断了四十年的电路,重新流通。记忆所不及的阴暗角落,竟然还有纸色发黄的蓝图在。

在今天,我们目睹一个国家和平而自愿地把自己从地图上擦掉,不留一点痕迹;我们目睹一个大国把一个小国完整地“吃”掉,而两国的人民以香槟和爆竹来庆祝他们的结合。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统一”,建筑在“自由”的基础上。

可是文化事业是消费事业,不是生产事业,我们坐吃山空。

在和平革命之前,我们军人在私下谈话之中,也经常讨论国事,大部分的军人也认为制度不改不行了,当然,当时还觉得一切改革都还是理论而已。

过了半个小时,明星还不出现,你这时才知道那个乐队的作用:音乐可以化解不耐烦的情绪。

“统一,不是一个价钱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民族!”

生活并不只包含奇异果,还包含恐惧:失业了怎么办?房租付不出了怎么办?我说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意思:西佬请得起律师、税务顾问等等,东佬就不可能。

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

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钱并不肮脏,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也给人带来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

不浪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性里。

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

。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

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

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

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

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

在美国一般的法令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

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的忧伤

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

在平行的时刻里,有人在毒气中发肿流脓,有人在黑牢中慢性失明,有人在缝合孩子破碎的尸身;我坐在明净的长窗前抒情地写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若写得动人,或许还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美丽头衔。

分开四十年,我们变富,他们变穷,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外力的压迫,是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东德人身上,而我们却幸运地享受美国的救济;我们的幸运使我对他们的不幸有点罪恶感……”

我都不否认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

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这个国度里的人,显然是真心真意地在庆祝国庆。

国庆日,一个政治性的节日,竟然这么重要?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重的责任?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统一的国家里不能有两套法律。

废弃了四十年的铁轨,重新接上;切断了四十年的电路,重新流通。记忆所不及的阴暗角落,竟然还有纸色发黄的蓝图在。

在今天,我们目睹一个国家和平而自愿地把自己从地图上擦掉,不留一点痕迹;我们目睹一个大国把一个小国完整地“吃”掉,而两国的人民以香槟和爆竹来庆祝他们的结合。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统一”,建筑在“自由”的基础上。

可是文化事业是消费事业,不是生产事业,我们坐吃山空。

在和平革命之前,我们军人在私下谈话之中,也经常讨论国事,大部分的军人也认为制度不改不行了,当然,当时还觉得一切改革都还是理论而已。

过了半个小时,明星还不出现,你这时才知道那个乐队的作用:音乐可以化解不耐烦的情绪。

“统一,不是一个价钱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民族!”

生活并不只包含奇异果,还包含恐惧:失业了怎么办?房租付不出了怎么办?我说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意思:西佬请得起律师、税务顾问等等,东佬就不可能。

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

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钱并不肮脏,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也给人带来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

不浪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性里。

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