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w对中国发自内心深处地尊敬和赞赏,如他所道:“有趣的、恼人的、费解的,以及总是那么可爱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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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就是和钱打交道。赌博和财务投机已经深深的烙刻在他们的基因之中

我发现这个国家人才浪费严重——替我提包的服务生有经济学位,替我开车的司机有工程学位——同时又极其渴望继续进步。

私有企业不仅被允许,而且新的富人成为新的全国劳模被广泛宣传——直到他们因为腐败问题被抓进监狱。

中国人狂热的创业动力是前面的牵引船,政府就是被拖在后面的滑水运动员,时不时的通过足够的力量拉动绳索改变船只前进的方向——如果它偏离轨道的话。

年轻聪明的官员被挑选出来,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管理培训,然后逐步升迁到承担更大责任的岗位上。就像在公司里一样,党的高层有一些民主,但是在基层则几乎没有。

政治贵族们在飞快地积累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家族能够一直待在市场经济的顶端。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大家也默默地接受这种做法,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关系为自己的家族悄悄地建立资产。

政治贵族们在飞快地积累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家族能够一直待在市场经济的顶端。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大家也默默地接受这种做法,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关系为自己的家族悄悄地建立资产。我们可以把这种无言的做法看作是2000多年前汉朝内庭、外庭制度的翻版。在汉代,内庭就是皇族和亲信家臣。他们拥有全国的财富,控制着军队和负责监管政府官僚机构的部门,而政府官僚机构就是外庭。

在中国,从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从来都被认为是达到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基于耻辱感的社会,这和基于内疚感的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从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从来都被认为是达到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基于耻辱感的社会,这和基于内疚感的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由于社会受到宗教的指引,很多控制是来自人们内心的。内疚,最终导致对罪恶和永远受到惩罚的恐惧,制止了不良行为的发生。然而在中国,人们害怕的是被揭露,以及随之而来给整个家族蒙羞所带来的耻辱感。因此,只要不被抓住,中国人做任何事都可以心安理得。在这种环境下,法律和秩序唯一有效的形式就是一个强权而又无处不在的政府,从而加大了你作恶之后被抓住的可能。

全球贸易、外国投资和中国经济的商业化促使法律主体扩大,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但是核心理念依然是“以法制国”(rule by law),而非“依法治国”(rule of law)。

在中国,法律就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对社会进行统治的一套枷锁。在过去20多年制定法律、建立法院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采纳了日本和德国的民法理念,而不是英国和美国所采用的普通法理念。因此,法官并不是公正的仲裁人,而是审判官。反过来说,法官本人也受到一个名为“政法委”的组织监督,这个党组织从北京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一直延声到最基层的法院。中国的正义最终只是政治决策。

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甚至是宝洁公司的全球CEO。这家公司在中国成功将其洗发水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销售到每个角落。一旦我自己成为一名商人以后,我理解了他们的沉默寡言

彭定康说他相信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将保护这个小岛上的居民利益不受他们未来新主人的图谋。

我给彭定康的建议是他要表现得像一个民选总督一样,与公众进行严肃的对话,在市场中视察,亲吻小孩,并且制定标准,未来由中国指定的香港领导人将不得不遵守。

当意识到其商业经理人无法适应中国的粗陋和混乱后,新加坡转而专注于从中国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并把这些人才与政府风险投资基金打包在一起,在本土建立尖端的研究机构和新兴产业。

二百多年的外国统治和欺诈留下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残余。理解这点对在中国做生意至关重要。

在中国人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的信念就是在过去二百年中,外国人用武力开道进入中国,是为了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

今日中国是一个怪异的混合体。在很多方面它很像美国,有着另全世界商人们垂涎的幅员辽阔的国内市场,充满进取心的民族,敢承担风险的创业家们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和业务,此外,借助其规模和地位,还能迫使其他人按照他定下的规矩来做生意。但是,和美国以及其它几乎所有已经成功的成为全球经济实体的国家不同,中国有着一个专制甚至经常显得偏执的政治体制,它压倒一切不同意见,控制信息的流动,并且把自己渗透到商业中的方方面面。不断有新的政治口号提出来加以试验,但是这个国家除了要变得更加富有,着实没有任何统领一切的理想。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零和”博弈。中国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征服和复仇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零和”博弈。中国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征服和复仇的恶性循环。但是巴尔舍夫斯基说服中国,如果它不采取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制度,最终中国公司也将在软件开发、娱乐和技术产品方面遭受伤害。最终的结果是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虽然说直到中国自己的产业能够创造出足够值得保护的知识产权之前,这种措施仍未必充分有效。

很富,而且他们的贫穷是你的过错。他们希望你能通过赠与——通常是知识——来帮助补偿这种不平等。

而当谈判者们要拒绝美国人的提议时,则按惯例会说惯例的“你不了解中国”。

中国人十分敏感,精于解读外国人的态度。抱有最基本的尊重极其重要。你可以表现得强硬、坚定,但若流露出哪怕是一丝轻蔑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幽默可以缓解谈判中的紧张。中国人的幽默感非常强,尤其当你拿自己——而不是他们——开玩笑的时候。

公平、互利和尊重在中国都是单方面的。你应该很注重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不要指望他们会同样的对你。归根结底,你只是他们地盘上的一个蛮夷。

对于中国人来说,结果远比真像要重要

你需要具备专业本领,核实你的中国对手所说的每句话的真实性。

中方谈判代表们会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免受可能导致被撤职或出丑的批评。政府官员尤其努力避免做出将来需要由自己负责任的决定。

中方谈判代表们会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免受可能导致被撤职或出丑的批评。政府官员尤其努力避免做出将来需要由自己负责任的决定。因此他们经常把决策过程分散到多个层面,这样任何个人都不会受到指责。在谈判中,中国人对“面子”的注重是他们的边界。

但有一样东西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中国人的敏感。如果你够精明,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优势来利用。

中国政府利用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来改革其自身的体制和企业。

在中国,真正的权力就是能够避免为你的决策承担责任。

中国人现在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甚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 中国有着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自信,理性,希望成为世界级的竞争者;同时他还偏执,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不安全感。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这个国家的目的是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中国之“本”,虽然他自己也还在苦苦的探索到底什么才是“本”。 中国有着无数的口号,但没有领导一切的信仰——除了义无反顾的通过国际贸易和商业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强大。 中方谈判人员都是大师,他们能够让你觉得你需要他们甚于他们需要你。 中国人总是努力通过一次不公平的交易榨取在中国做生意的费用。 中国人会向你要任何东西,就是因为你会蠢到接受这些要求。很多人就是蠢。

中国有着“零和博弈”的生存文化。一些人赢了,就必定有些人输。“双赢”的概念还很新,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你必须反复强调才能取得成功。

这是一个讲述两种商业文化走到一起结果造成两种文明的冲撞的故事,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太常见了。

我们刚刚讲述了华尔街贵族和中共权贵之间的一段婚姻,看似充满光明,而最终演变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经营最混乱、问题重重、矛盾多多的合资公司之一。当然,由于它的垄断,在财务上也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功。

教科书上所列的每一个错误,合作双方都犯了。从第一天起,他们对中金公司的未来就有着不同的愿景。Jack Wadsworth看到的是摩根士丹利坐收中国经济腾飞之利,在业务上左右逢源,收取百万美元的交易费。他坚信摩根士丹利极有可能把中金公司变成一家下属企业。而王岐山则梦想把中金公司打造成一家中国的投资银行,分支机构遍布全世界,能够与行业领先企业——包括摩根士丹利竞争。在中外合资企业中,目标如此荒唐的不一致是非常普遍的。用中国老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同床异梦”。

中国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尊重法律。如果中国人想做什么,他们会找到绕过法律和规定的办法

他们担心被曝光,最后因为诚实工作而身陷囹圄,所以他们行事都很隐秘。”一名中金公司内部人在拒绝我采访朱云来和其它高层管理的要求时如是说。

王岐山和朱云来对中外合资公司的态度是非常典型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政府往往并不是真的在意打造真正的合作关系。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载体,能够获得外国的技术、资金和专业知识,同时又保持中国人对公司的控制

如果你所在的行业需要通过合资公司才能进入中国,那就要谨慎进行。

尤其是在人事和财务方面。

尤其是在人事和财务方面。如果你必须面临50对50或者少数股权的地位,那就要做好耗费大量的管理时间、给你的律师送钱的历险准备。

对外国公司来说,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不向在华合资企业注入关键业务或技术。

对外国公司来说,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不向在华合资企业注入关键业务或技术。公司总部作为合资公司的第三方供应商,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收取超额费用。通过这种方式,总部可以从经营亏损的中国业务那里获得不菲的利润。这是很好的权宜之计,但算不上是商业计划。

如果合资是突入中国市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你意识到这是一次学习经历,那这样做还是值得的。

如果合资是突入中国市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你意识到这是一次学习经历,那这样做还是值得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公司会最终破裂。一些公司退了回去,等待政策发生变化允许他们在对华合资企业中拥有完全的控制。他们看着别的公司争先恐后地冲进中国,然后又忙着从坑里往外爬,权当看戏。

在完美状态下,管理中国业务的经理人应该会说会读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得到来自总部的强有力的支持,埋头致力于公司的文化和伦理规范,并且对行业和管理有突出的专长。

中国人渴望学习,而且学得很快。他们需要领导,但是他们只会跟随并尊重那些有足够能力和智慧的领导人。

派你最具有创造力、最自我驱动的企业家来,而不是规避风险的企业官僚。

我们真正能从Austin Koenen身上学到的一课就是真诚在中国大有帮助。

如果中国要求成立合资公司,你要获得大股东地位,控制董事会,并且指派你自己的CEO、CFO和人力资源部门主管。

如果你不能像信任你的母亲一样信任你的CFO,让你母亲来做这个工作。

在中国,人事部门主管的权力远高过在西方,因为那些被录用的人往往对他们心怀感激。

远不要相信中国人的可行性报告。它的主要目的是引起你的兴趣,而不是说明真实的机会。你要自己去调研。

合同的细节远不如谈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更为重要。最终负责经营的人应该参加谈判

中国员工期盼领导。选择那些有能力的、意志坚定的导师,而不是独裁者或风险厌恶的官僚来负责经营中国业务。

中国的体制受关系驱动,往往和诚实相背离。

在这个需要和层层官僚及个人利益打交道的国家,单靠个人能力是无法成事的。

在一个缺乏公平和公正的法律体系中,你的网络能确保你的安全。

他们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明白,我们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体系,我们不能强迫得出一个结果。从最上面的朱镕基到其它最高领导层都不明白。”一名曾参与过多次会谈的加拿大高层官员说:“这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就是不相信我们不可以命令我们的法院做什么。

正如一名在北京高层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政府官员曾对我说的那样:“腐败不是什么大问题。每个人都腐败。但是你不能在腐败的同时还犯政治上的错误。只要你对上面的政治保护者忠诚,你就不需要那么清白。诚实正直在中国总是要输给忠孝。”

“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这么多腐败的官员,怎么会拖了这么多年才被发现?”一名访客问道。“这是体制的问题。”

我给政府官员钱并不是要换取他们在生意上帮助我。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我把你当作朋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帮你。如果你有什么要求,而我又有能力满足这些要求,我就会帮你。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报答我。这是相互交换。通过这些朋友,你就能知道什么生意你是可以做的,什么你不能,什么地方你可以赚到钱,什么地方你不能。有这么一些朋友并没有坏处,对不对?

赖昌星很讨厌被全中国都看作是黑社会。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做对了每件事。他公平地对待他人。他付给员工的工资高于市场水平。很多人有免费的食宿。做生意那么多年,他只开除过一名员工。

我没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只是努力在我认为我能挣最多钱的地方做生意。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现在我看到了整个体制有多么黑暗。我还不如就当一个菜农。没人会打搅我。没人会妒忌我。

你需要得到官员的批准和宠爱才能开展业务,而且你要在一个通过贪污受贿得到润滑的体制中销售你的产品。我所看到的在华外企的做法可以被分成三类:好的,坏的,以及丑陋的。

如果你打算出卖灵魂、向中国的腐败投降,卖个好价钱,老了后多做慈善工作。

中国的现代化是“以法制国”,而非“依法治国”,所以关系和个人势力范围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全是检查,而全无制衡。中国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并不是做做表面文章,但效果甚微,因为整个体制和诚实正直格格不入。

你的中国员工和商业伙伴有着混乱的伦理道德框架,这是一个在从批判财富变成创造财富的党领导下进行国家改革的彻底颠倒的社会所导致的。

中国已经回到了传统的官商共生关系。官员为生意扫清道路。生意人则为官员聚集财富铺路。 党的高层领导人很少直接参与腐败,更倾向于利用裙带关系建立家族财富。对于统治精英来说,默默地聚集财富被默默地接受了。

要让你的律师能安心睡觉,坚守“不要问,不要说”的原则。选择合法的代理和顾问来获得许可证或批准,至于他们是怎么获得的,知道得越少越好。

为你的员工划清底线。在中国文化中,礼物和贿赂之间的界定并不清楚。

支付员工足够的工资已确保他们的诚实,要求他们签署行为尊者,让他们知道一旦违反就会有实实在在的严重后果。

系,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中文单词,被言过其实了,它是暂时的、不可转移的,只握在那些真正掌握关系的人的手中。永远、永远不要让你的生意落到依赖于某个能够接触到政府官员的个人的境地。

通知你的供应商,如果他们试图贿赂你的员工,就将被永久除名。供应商会对此感激。

时不时地,会有一只中国官僚恐龙从政策法规的泥潭中冒出来,把一家成功的外国或私营中国企业踏在脚下,宣布这块领地是它的。

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行政命令依然常常带有和中国皇帝的敕令一样的禁止意味,其结尾往往是说:颤抖并遵守吧。

中国共产党就像在它之前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一样,认为在中国最根本的公正就是无论如何要维护体制,保持它的稳定。

他们都相信新闻和数据的自由传播是全球金融市场繁荣和稳定的关键要素。他们还担心,一旦中国赢得了这场战斗,道琼斯和路透社都将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中面临类似的攻击。

事实上让中国政府感到威胁的是信息的自由流通,而不仅仅是路透社的提供的新闻。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承认他们有权阅读通过我们的线路进入中国的新闻报道。我们明确的否认他们有任何权力修改或审查这些报道。第二重要的原则是新华社不能即是我们的监管单位又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条原则后来成了我们经常念诵的紧箍咒。

中国的假设是一切皆在政府控制之下,所以除非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允许的事情,你做的其它事都是不合法的。在美国,前提是每个个人都是自由得,因此除非被明确限制,人们有权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北京这个冰冷的钢筋混凝城市上空漂浮着黑色的煤灰颗粒,仿佛盖着一个脏兮兮、灰蒙蒙的罩子。

北京这个冰冷的钢筋混凝城市上空漂浮着黑色的煤灰颗粒,仿佛盖着一个脏兮兮、灰蒙蒙的罩子。睡眼朦胧的新华社员工,在供暖不足的大厅里抱着热茶缸、拖着步子走过,他们的袖口和裤脚露出里面穿着的秋衣秋裤。我们在一间灯光昏暗的会议室中的圆桌前坐下,屋子里挂着破破烂烂的红色窗帘,挡住了窗外的阳光,桌子面上是斑驳的香烟烧痕。

当陷入争执的时候,中国政府经常告诉外国人说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当陷入争执的时候,中国政府经常告诉外国人说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五月份回到北京后,我告诉他们说他们“伤害了所有道琼斯员工的感情”。我跟他们说我在总部很没有面子,因为我向我的老板保证法令将延期实施。

你的论据要说明贵公司的业务是如何有利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政府如何错了。你不能让人觉得体制很差。

在中国不要完全依赖于法律。你会输的。利用法律和法规来加强你在政治和商业上的论据。

大部分中国政府官员都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下,害怕被人批评没有维护国家的利益。理解并利用这点。

永远不要和警察对着来。他们有着极大的权力,你必输无疑。相反,你要绕过他们,找到推翻他们的论据的办法。

如果你决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小心“忽悠加上市”的公司。

他们这么做的一部分原因是和祖国在情感上的纽带。他们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但是他们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挣钱。中

中国政府提供一些特殊交易是因为你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要帮你把业务做大。

分利用你在中国的优势。一个对信息和思想实施控制的国家会扼杀创新。转让你必须转让的知识,把其它的留在自己手中。

如果中国人对获得某项技术有战略性的目的,那他们总会搞到这项技术。当中国公司使用你的技术与你竞争的时候,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更快的创新。

不要把中国人规避规则的做事方式带回家。严格遵守贵国政府的所有法律规定。走捷径最终只会害了你自己。

共产党相信它必须控制信息才能保住权力,但是中国需要公民掌握充分的信息才能在全球经济中竞争。

现在它们成了娱乐节目!调查显示电视观众都非常喜欢看拍摄精良的商业广告,而当普通节目播放时,他们就会起身去厨房或厕所。

当然,评论员的观点深度只是点到为止,小心翼翼的在中国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讨论。

他告诉她自己依然相信革命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将统治中国。

我震惊地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只有极少数事情他们能够真正予以报道。

我震惊地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只有极少数事情他们能够真正予以报道。在中国,胡舒立并不是唯一一个有着远大的理想、强烈的正义感、以及发现并公布真相的决心的记者。我看到了很多编辑和记者,还有一些出版物,勇敢地挖掘那些政府并不想说的故事。

2004年夏天,他因捏造出来的参与报纸经营费用贪污的罪名被当地共产党官员逮捕。真正的原因是当地官员想要阻止这家报纸的激进报道。当时报纸刚刚揭露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在警察局拘留所死亡的事件,让他们极为不快。

:“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

不幸的是,刘长乐和胡舒立在中国新闻行业的建设中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大多数新闻记者腐败、笨拙而懒惰。他们对涉及到政治、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新闻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只能把关注点放在商业新闻上。

作为一家在华外企,你最好的防御就是有效的进攻。民族主义狂潮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你和中国记者搞好关系,他们其实也蛮温顺的。

第一,中国最有能力的商人往往是最伟大的人性观察者。

在中国,信息是为那些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为了维护特权阶层,保持和谐,真相总是有所掩盖。

中国的媒体总在引导人民的思想和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进行全球化竞争两者之间挣扎。

外国公司身处的环境是媒体可以自由开火的领域。中国记者在报道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形格势禁,但却可以攻击外国公司,政府对此并不限制,甚至常常予以鼓励。

尊重中国的记者,但是要小心。大部分中国新闻工作者很少甚至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在他们的职业操守中没有客观一词。对很多人来说,当记者只是建立商业生涯的一块垫脚石。

小灵通

中国政府的传统习惯就是制定宏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其目的就是要赶超西方社会,因此在经济改革的年代,政府成为了一架庞大可畏的计划机器。

“中中外”的架构大致如此:外国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作为中国法人,再和当地的联通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在这种“中中外”合资公司的架构下,外国投资人将提供电信设备、建立网络、培训联通如何运营。作为回报,外国公司将分得部分的销售收入。

但是在政治化的信息和思想控制的碾压下,再加上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有能力做一些创新改进,但却无法实现创新突破。

中国人对硬件和各种小器件非常在行,总是能够不断改善现有的技术和产品。中国人在完美执行上也非常优秀。

中国人对硬件和各种小器件非常在行,总是能够不断改善现有的技术和产品。中国人在完美执行上也非常优秀。中国产生过惊人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和指挥家,但是很少有原创的作曲家。中国人在尝试创造之前被教育学习和模仿他人。

中国不是一个市场,而是众多本地市场的集合,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玩法、传统,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方法。

中国的国企在海外上市,其唯一目的就是获得资金,同时不丧失对企业的控制。

中国不会原谅,也不会忘却。如果外国公司违抗了他的意愿,他会一直记在心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由于文化和政治的原因,中国只能做出创新性改进。死记硬背的教育和实施信息及思想控制的政治体制扼杀了产生突破性发现和创造的环境

如果你被迫与中方分享技术,要把各种技术相互隔离开来,这样你的合作伙伴就无法了解全局

保护好你技术皇冠上的明珠,因为中国的科技行业是建立在对外国产品的反向工程之上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含有最具价值的知识产权的部件放在境外制造。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把两样东西置于万事之上:家庭和教育。每个人在自己的家庭中都有相应的地位,并由此延展到国家。孝顺是子女的主要责任,这意味着对父母的绝对顺从。作为父母,则承担着为自己的子女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教育的义务。

这意味着培养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人才,他们不是独裁者,平等对待他人,承担犯错的责任,并能够分享信息,所有这些行为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都乏善可陈。

在大学里,中国学生学习到很多各自专业方面的知识,除此无他。各门课程之间相互割裂,很少有人在两门课之间进行关联,如统计学和市场学。

在大学里,中国学生学习到很多各自专业方面的知识,除此无他。各门课程之间相互割裂,很少有人在两门课之间进行关联,如统计学和市场学。在西方耳熟能详的科学方法——观察、假设、检验——并不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之中。在中国,没有人教学生如何提炼自己的方法或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老师给学生现成的模式和已经被验证可行的方法。即便在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是被领导的,而不是领导别人。

在中国,除非是被迫,否则没有人会排队。无论是在银行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每个人都拼命往前挤。

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娱乐。但就是在这样一个集体表象之下,掩藏着互相倾轧的本质,使得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自我、最自私的民族之一。

不必奇怪中国对富裕的追求中伴随着对体制、对直系亲属或密友以外的人员的深深的不信任。其结果就是商业环境中浸渍着不诚实,还有对透明以及足以让别人相信能公平解决纠纷的体制的迫切渴望。

90年代中期,安徽省有三个女孩在喝了娃哈哈营养液后身亡,产品显然被投了毒。宗庆后立刻赶到北京,说服中宣部封锁对这起事故的报道。有一家报纸的编辑违反了禁令,他立刻就被撤了职。

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你必须了解政治,但是你不能参与其中。”宗庆后说:“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你就做不好事。如果政府不支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公司必须要帮助国家解决困难。”

在相对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权从儒生转到了农民又转到了工程师的手中。儒生又回来了,但这次他们专注于商业管理的技能创新、创造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孔孟哲学的生搬硬套。

Crow对中国发自内心深处地尊敬和赞赏,如他所道:“有趣的、恼人的、费解的,以及总是那么可爱的中国人”。

本书源文件采用RestructuredText;由Sphinx制作生成HTML和ePub版本,Mobi格式由Calibre转换而成。

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就是和钱打交道。赌博和财务投机已经深深的烙刻在他们的基因之中

我发现这个国家人才浪费严重——替我提包的服务生有经济学位,替我开车的司机有工程学位——同时又极其渴望继续进步。

私有企业不仅被允许,而且新的富人成为新的全国劳模被广泛宣传——直到他们因为腐败问题被抓进监狱。

中国人狂热的创业动力是前面的牵引船,政府就是被拖在后面的滑水运动员,时不时的通过足够的力量拉动绳索改变船只前进的方向——如果它偏离轨道的话。

年轻聪明的官员被挑选出来,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管理培训,然后逐步升迁到承担更大责任的岗位上。就像在公司里一样,党的高层有一些民主,但是在基层则几乎没有。

政治贵族们在飞快地积累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家族能够一直待在市场经济的顶端。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大家也默默地接受这种做法,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关系为自己的家族悄悄地建立资产。

政治贵族们在飞快地积累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家族能够一直待在市场经济的顶端。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大家也默默地接受这种做法,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关系为自己的家族悄悄地建立资产。我们可以把这种无言的做法看作是2000多年前汉朝内庭、外庭制度的翻版。在汉代,内庭就是皇族和亲信家臣。他们拥有全国的财富,控制着军队和负责监管政府官僚机构的部门,而政府官僚机构就是外庭。

在中国,从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从来都被认为是达到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基于耻辱感的社会,这和基于内疚感的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从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从来都被认为是达到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基于耻辱感的社会,这和基于内疚感的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由于社会受到宗教的指引,很多控制是来自人们内心的。内疚,最终导致对罪恶和永远受到惩罚的恐惧,制止了不良行为的发生。然而在中国,人们害怕的是被揭露,以及随之而来给整个家族蒙羞所带来的耻辱感。因此,只要不被抓住,中国人做任何事都可以心安理得。在这种环境下,法律和秩序唯一有效的形式就是一个强权而又无处不在的政府,从而加大了你作恶之后被抓住的可能。

全球贸易、外国投资和中国经济的商业化促使法律主体扩大,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但是核心理念依然是“以法制国”(rule by law),而非“依法治国”(rule of law)。

在中国,法律就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对社会进行统治的一套枷锁。在过去20多年制定法律、建立法院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采纳了日本和德国的民法理念,而不是英国和美国所采用的普通法理念。因此,法官并不是公正的仲裁人,而是审判官。反过来说,法官本人也受到一个名为“政法委”的组织监督,这个党组织从北京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一直延声到最基层的法院。中国的正义最终只是政治决策。

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甚至是宝洁公司的全球CEO。这家公司在中国成功将其洗发水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销售到每个角落。一旦我自己成为一名商人以后,我理解了他们的沉默寡言

彭定康说他相信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将保护这个小岛上的居民利益不受他们未来新主人的图谋。

我给彭定康的建议是他要表现得像一个民选总督一样,与公众进行严肃的对话,在市场中视察,亲吻小孩,并且制定标准,未来由中国指定的香港领导人将不得不遵守。

当意识到其商业经理人无法适应中国的粗陋和混乱后,新加坡转而专注于从中国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并把这些人才与政府风险投资基金打包在一起,在本土建立尖端的研究机构和新兴产业。

二百多年的外国统治和欺诈留下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残余。理解这点对在中国做生意至关重要。

在中国人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的信念就是在过去二百年中,外国人用武力开道进入中国,是为了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

今日中国是一个怪异的混合体。在很多方面它很像美国,有着另全世界商人们垂涎的幅员辽阔的国内市场,充满进取心的民族,敢承担风险的创业家们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和业务,此外,借助其规模和地位,还能迫使其他人按照他定下的规矩来做生意。但是,和美国以及其它几乎所有已经成功的成为全球经济实体的国家不同,中国有着一个专制甚至经常显得偏执的政治体制,它压倒一切不同意见,控制信息的流动,并且把自己渗透到商业中的方方面面。不断有新的政治口号提出来加以试验,但是这个国家除了要变得更加富有,着实没有任何统领一切的理想。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零和”博弈。中国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征服和复仇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零和”博弈。中国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征服和复仇的恶性循环。但是巴尔舍夫斯基说服中国,如果它不采取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制度,最终中国公司也将在软件开发、娱乐和技术产品方面遭受伤害。最终的结果是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虽然说直到中国自己的产业能够创造出足够值得保护的知识产权之前,这种措施仍未必充分有效。

很富,而且他们的贫穷是你的过错。他们希望你能通过赠与——通常是知识——来帮助补偿这种不平等。

而当谈判者们要拒绝美国人的提议时,则按惯例会说惯例的“你不了解中国”。

中国人十分敏感,精于解读外国人的态度。抱有最基本的尊重极其重要。你可以表现得强硬、坚定,但若流露出哪怕是一丝轻蔑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幽默可以缓解谈判中的紧张。中国人的幽默感非常强,尤其当你拿自己——而不是他们——开玩笑的时候。

公平、互利和尊重在中国都是单方面的。你应该很注重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不要指望他们会同样的对你。归根结底,你只是他们地盘上的一个蛮夷。

对于中国人来说,结果远比真像要重要

你需要具备专业本领,核实你的中国对手所说的每句话的真实性。

中方谈判代表们会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免受可能导致被撤职或出丑的批评。政府官员尤其努力避免做出将来需要由自己负责任的决定。

中方谈判代表们会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免受可能导致被撤职或出丑的批评。政府官员尤其努力避免做出将来需要由自己负责任的决定。因此他们经常把决策过程分散到多个层面,这样任何个人都不会受到指责。在谈判中,中国人对“面子”的注重是他们的边界。

但有一样东西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中国人的敏感。如果你够精明,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优势来利用。

中国政府利用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来改革其自身的体制和企业。

在中国,真正的权力就是能够避免为你的决策承担责任。

中国人现在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甚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 中国有着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自信,理性,希望成为世界级的竞争者;同时他还偏执,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不安全感。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这个国家的目的是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中国之“本”,虽然他自己也还在苦苦的探索到底什么才是“本”。 中国有着无数的口号,但没有领导一切的信仰——除了义无反顾的通过国际贸易和商业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强大。 中方谈判人员都是大师,他们能够让你觉得你需要他们甚于他们需要你。 中国人总是努力通过一次不公平的交易榨取在中国做生意的费用。 中国人会向你要任何东西,就是因为你会蠢到接受这些要求。很多人就是蠢。

中国有着“零和博弈”的生存文化。一些人赢了,就必定有些人输。“双赢”的概念还很新,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你必须反复强调才能取得成功。

这是一个讲述两种商业文化走到一起结果造成两种文明的冲撞的故事,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太常见了。

我们刚刚讲述了华尔街贵族和中共权贵之间的一段婚姻,看似充满光明,而最终演变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经营最混乱、问题重重、矛盾多多的合资公司之一。当然,由于它的垄断,在财务上也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功。

教科书上所列的每一个错误,合作双方都犯了。从第一天起,他们对中金公司的未来就有着不同的愿景。Jack Wadsworth看到的是摩根士丹利坐收中国经济腾飞之利,在业务上左右逢源,收取百万美元的交易费。他坚信摩根士丹利极有可能把中金公司变成一家下属企业。而王岐山则梦想把中金公司打造成一家中国的投资银行,分支机构遍布全世界,能够与行业领先企业——包括摩根士丹利竞争。在中外合资企业中,目标如此荒唐的不一致是非常普遍的。用中国老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同床异梦”。

中国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尊重法律。如果中国人想做什么,他们会找到绕过法律和规定的办法

他们担心被曝光,最后因为诚实工作而身陷囹圄,所以他们行事都很隐秘。”一名中金公司内部人在拒绝我采访朱云来和其它高层管理的要求时如是说。

王岐山和朱云来对中外合资公司的态度是非常典型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政府往往并不是真的在意打造真正的合作关系。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载体,能够获得外国的技术、资金和专业知识,同时又保持中国人对公司的控制

如果你所在的行业需要通过合资公司才能进入中国,那就要谨慎进行。

尤其是在人事和财务方面。

尤其是在人事和财务方面。如果你必须面临50对50或者少数股权的地位,那就要做好耗费大量的管理时间、给你的律师送钱的历险准备。

对外国公司来说,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不向在华合资企业注入关键业务或技术。

对外国公司来说,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不向在华合资企业注入关键业务或技术。公司总部作为合资公司的第三方供应商,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收取超额费用。通过这种方式,总部可以从经营亏损的中国业务那里获得不菲的利润。这是很好的权宜之计,但算不上是商业计划。

如果合资是突入中国市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你意识到这是一次学习经历,那这样做还是值得的。

如果合资是突入中国市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你意识到这是一次学习经历,那这样做还是值得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公司会最终破裂。一些公司退了回去,等待政策发生变化允许他们在对华合资企业中拥有完全的控制。他们看着别的公司争先恐后地冲进中国,然后又忙着从坑里往外爬,权当看戏。

在完美状态下,管理中国业务的经理人应该会说会读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得到来自总部的强有力的支持,埋头致力于公司的文化和伦理规范,并且对行业和管理有突出的专长。

中国人渴望学习,而且学得很快。他们需要领导,但是他们只会跟随并尊重那些有足够能力和智慧的领导人。

派你最具有创造力、最自我驱动的企业家来,而不是规避风险的企业官僚。

我们真正能从Austin Koenen身上学到的一课就是真诚在中国大有帮助。

如果中国要求成立合资公司,你要获得大股东地位,控制董事会,并且指派你自己的CEO、CFO和人力资源部门主管。

如果你不能像信任你的母亲一样信任你的CFO,让你母亲来做这个工作。

在中国,人事部门主管的权力远高过在西方,因为那些被录用的人往往对他们心怀感激。

远不要相信中国人的可行性报告。它的主要目的是引起你的兴趣,而不是说明真实的机会。你要自己去调研。

合同的细节远不如谈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更为重要。最终负责经营的人应该参加谈判

中国员工期盼领导。选择那些有能力的、意志坚定的导师,而不是独裁者或风险厌恶的官僚来负责经营中国业务。

中国的体制受关系驱动,往往和诚实相背离。

在这个需要和层层官僚及个人利益打交道的国家,单靠个人能力是无法成事的。

在一个缺乏公平和公正的法律体系中,你的网络能确保你的安全。

他们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明白,我们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体系,我们不能强迫得出一个结果。从最上面的朱镕基到其它最高领导层都不明白。”一名曾参与过多次会谈的加拿大高层官员说:“这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就是不相信我们不可以命令我们的法院做什么。

正如一名在北京高层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政府官员曾对我说的那样:“腐败不是什么大问题。每个人都腐败。但是你不能在腐败的同时还犯政治上的错误。只要你对上面的政治保护者忠诚,你就不需要那么清白。诚实正直在中国总是要输给忠孝。”

“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这么多腐败的官员,怎么会拖了这么多年才被发现?”一名访客问道。“这是体制的问题。”

我给政府官员钱并不是要换取他们在生意上帮助我。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我把你当作朋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帮你。如果你有什么要求,而我又有能力满足这些要求,我就会帮你。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报答我。这是相互交换。通过这些朋友,你就能知道什么生意你是可以做的,什么你不能,什么地方你可以赚到钱,什么地方你不能。有这么一些朋友并没有坏处,对不对?

赖昌星很讨厌被全中国都看作是黑社会。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做对了每件事。他公平地对待他人。他付给员工的工资高于市场水平。很多人有免费的食宿。做生意那么多年,他只开除过一名员工。

我没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只是努力在我认为我能挣最多钱的地方做生意。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现在我看到了整个体制有多么黑暗。我还不如就当一个菜农。没人会打搅我。没人会妒忌我。

你需要得到官员的批准和宠爱才能开展业务,而且你要在一个通过贪污受贿得到润滑的体制中销售你的产品。我所看到的在华外企的做法可以被分成三类:好的,坏的,以及丑陋的。

如果你打算出卖灵魂、向中国的腐败投降,卖个好价钱,老了后多做慈善工作。

中国的现代化是“以法制国”,而非“依法治国”,所以关系和个人势力范围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全是检查,而全无制衡。中国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并不是做做表面文章,但效果甚微,因为整个体制和诚实正直格格不入。

你的中国员工和商业伙伴有着混乱的伦理道德框架,这是一个在从批判财富变成创造财富的党领导下进行国家改革的彻底颠倒的社会所导致的。

中国已经回到了传统的官商共生关系。官员为生意扫清道路。生意人则为官员聚集财富铺路。 党的高层领导人很少直接参与腐败,更倾向于利用裙带关系建立家族财富。对于统治精英来说,默默地聚集财富被默默地接受了。

要让你的律师能安心睡觉,坚守“不要问,不要说”的原则。选择合法的代理和顾问来获得许可证或批准,至于他们是怎么获得的,知道得越少越好。

为你的员工划清底线。在中国文化中,礼物和贿赂之间的界定并不清楚。

支付员工足够的工资已确保他们的诚实,要求他们签署行为尊者,让他们知道一旦违反就会有实实在在的严重后果。

系,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中文单词,被言过其实了,它是暂时的、不可转移的,只握在那些真正掌握关系的人的手中。永远、永远不要让你的生意落到依赖于某个能够接触到政府官员的个人的境地。

通知你的供应商,如果他们试图贿赂你的员工,就将被永久除名。供应商会对此感激。

时不时地,会有一只中国官僚恐龙从政策法规的泥潭中冒出来,把一家成功的外国或私营中国企业踏在脚下,宣布这块领地是它的。

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行政命令依然常常带有和中国皇帝的敕令一样的禁止意味,其结尾往往是说:颤抖并遵守吧。

中国共产党就像在它之前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一样,认为在中国最根本的公正就是无论如何要维护体制,保持它的稳定。

他们都相信新闻和数据的自由传播是全球金融市场繁荣和稳定的关键要素。他们还担心,一旦中国赢得了这场战斗,道琼斯和路透社都将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中面临类似的攻击。

事实上让中国政府感到威胁的是信息的自由流通,而不仅仅是路透社的提供的新闻。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承认他们有权阅读通过我们的线路进入中国的新闻报道。我们明确的否认他们有任何权力修改或审查这些报道。第二重要的原则是新华社不能即是我们的监管单位又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条原则后来成了我们经常念诵的紧箍咒。

中国的假设是一切皆在政府控制之下,所以除非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允许的事情,你做的其它事都是不合法的。在美国,前提是每个个人都是自由得,因此除非被明确限制,人们有权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北京这个冰冷的钢筋混凝城市上空漂浮着黑色的煤灰颗粒,仿佛盖着一个脏兮兮、灰蒙蒙的罩子。

北京这个冰冷的钢筋混凝城市上空漂浮着黑色的煤灰颗粒,仿佛盖着一个脏兮兮、灰蒙蒙的罩子。睡眼朦胧的新华社员工,在供暖不足的大厅里抱着热茶缸、拖着步子走过,他们的袖口和裤脚露出里面穿着的秋衣秋裤。我们在一间灯光昏暗的会议室中的圆桌前坐下,屋子里挂着破破烂烂的红色窗帘,挡住了窗外的阳光,桌子面上是斑驳的香烟烧痕。

当陷入争执的时候,中国政府经常告诉外国人说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当陷入争执的时候,中国政府经常告诉外国人说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五月份回到北京后,我告诉他们说他们“伤害了所有道琼斯员工的感情”。我跟他们说我在总部很没有面子,因为我向我的老板保证法令将延期实施。

你的论据要说明贵公司的业务是如何有利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政府如何错了。你不能让人觉得体制很差。

在中国不要完全依赖于法律。你会输的。利用法律和法规来加强你在政治和商业上的论据。

大部分中国政府官员都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下,害怕被人批评没有维护国家的利益。理解并利用这点。

永远不要和警察对着来。他们有着极大的权力,你必输无疑。相反,你要绕过他们,找到推翻他们的论据的办法。

如果你决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小心“忽悠加上市”的公司。

他们这么做的一部分原因是和祖国在情感上的纽带。他们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但是他们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挣钱。中

中国政府提供一些特殊交易是因为你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要帮你把业务做大。

分利用你在中国的优势。一个对信息和思想实施控制的国家会扼杀创新。转让你必须转让的知识,把其它的留在自己手中。

如果中国人对获得某项技术有战略性的目的,那他们总会搞到这项技术。当中国公司使用你的技术与你竞争的时候,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更快的创新。

不要把中国人规避规则的做事方式带回家。严格遵守贵国政府的所有法律规定。走捷径最终只会害了你自己。

共产党相信它必须控制信息才能保住权力,但是中国需要公民掌握充分的信息才能在全球经济中竞争。

现在它们成了娱乐节目!调查显示电视观众都非常喜欢看拍摄精良的商业广告,而当普通节目播放时,他们就会起身去厨房或厕所。

当然,评论员的观点深度只是点到为止,小心翼翼的在中国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讨论。

他告诉她自己依然相信革命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将统治中国。

我震惊地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只有极少数事情他们能够真正予以报道。

我震惊地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只有极少数事情他们能够真正予以报道。在中国,胡舒立并不是唯一一个有着远大的理想、强烈的正义感、以及发现并公布真相的决心的记者。我看到了很多编辑和记者,还有一些出版物,勇敢地挖掘那些政府并不想说的故事。

2004年夏天,他因捏造出来的参与报纸经营费用贪污的罪名被当地共产党官员逮捕。真正的原因是当地官员想要阻止这家报纸的激进报道。当时报纸刚刚揭露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在警察局拘留所死亡的事件,让他们极为不快。

:“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

不幸的是,刘长乐和胡舒立在中国新闻行业的建设中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大多数新闻记者腐败、笨拙而懒惰。他们对涉及到政治、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新闻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只能把关注点放在商业新闻上。

作为一家在华外企,你最好的防御就是有效的进攻。民族主义狂潮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你和中国记者搞好关系,他们其实也蛮温顺的。

第一,中国最有能力的商人往往是最伟大的人性观察者。

在中国,信息是为那些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为了维护特权阶层,保持和谐,真相总是有所掩盖。

中国的媒体总在引导人民的思想和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进行全球化竞争两者之间挣扎。

外国公司身处的环境是媒体可以自由开火的领域。中国记者在报道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形格势禁,但却可以攻击外国公司,政府对此并不限制,甚至常常予以鼓励。

尊重中国的记者,但是要小心。大部分中国新闻工作者很少甚至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在他们的职业操守中没有客观一词。对很多人来说,当记者只是建立商业生涯的一块垫脚石。

小灵通

中国政府的传统习惯就是制定宏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其目的就是要赶超西方社会,因此在经济改革的年代,政府成为了一架庞大可畏的计划机器。

“中中外”的架构大致如此:外国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作为中国法人,再和当地的联通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在这种“中中外”合资公司的架构下,外国投资人将提供电信设备、建立网络、培训联通如何运营。作为回报,外国公司将分得部分的销售收入。

但是在政治化的信息和思想控制的碾压下,再加上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有能力做一些创新改进,但却无法实现创新突破。

中国人对硬件和各种小器件非常在行,总是能够不断改善现有的技术和产品。中国人在完美执行上也非常优秀。

中国人对硬件和各种小器件非常在行,总是能够不断改善现有的技术和产品。中国人在完美执行上也非常优秀。中国产生过惊人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和指挥家,但是很少有原创的作曲家。中国人在尝试创造之前被教育学习和模仿他人。

中国不是一个市场,而是众多本地市场的集合,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玩法、传统,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方法。

中国的国企在海外上市,其唯一目的就是获得资金,同时不丧失对企业的控制。

中国不会原谅,也不会忘却。如果外国公司违抗了他的意愿,他会一直记在心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由于文化和政治的原因,中国只能做出创新性改进。死记硬背的教育和实施信息及思想控制的政治体制扼杀了产生突破性发现和创造的环境

如果你被迫与中方分享技术,要把各种技术相互隔离开来,这样你的合作伙伴就无法了解全局

保护好你技术皇冠上的明珠,因为中国的科技行业是建立在对外国产品的反向工程之上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含有最具价值的知识产权的部件放在境外制造。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把两样东西置于万事之上:家庭和教育。每个人在自己的家庭中都有相应的地位,并由此延展到国家。孝顺是子女的主要责任,这意味着对父母的绝对顺从。作为父母,则承担着为自己的子女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教育的义务。

这意味着培养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人才,他们不是独裁者,平等对待他人,承担犯错的责任,并能够分享信息,所有这些行为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都乏善可陈。

在大学里,中国学生学习到很多各自专业方面的知识,除此无他。各门课程之间相互割裂,很少有人在两门课之间进行关联,如统计学和市场学。

在大学里,中国学生学习到很多各自专业方面的知识,除此无他。各门课程之间相互割裂,很少有人在两门课之间进行关联,如统计学和市场学。在西方耳熟能详的科学方法——观察、假设、检验——并不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之中。在中国,没有人教学生如何提炼自己的方法或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老师给学生现成的模式和已经被验证可行的方法。即便在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是被领导的,而不是领导别人。

在中国,除非是被迫,否则没有人会排队。无论是在银行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每个人都拼命往前挤。

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娱乐。但就是在这样一个集体表象之下,掩藏着互相倾轧的本质,使得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自我、最自私的民族之一。

不必奇怪中国对富裕的追求中伴随着对体制、对直系亲属或密友以外的人员的深深的不信任。其结果就是商业环境中浸渍着不诚实,还有对透明以及足以让别人相信能公平解决纠纷的体制的迫切渴望。

90年代中期,安徽省有三个女孩在喝了娃哈哈营养液后身亡,产品显然被投了毒。宗庆后立刻赶到北京,说服中宣部封锁对这起事故的报道。有一家报纸的编辑违反了禁令,他立刻就被撤了职。

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你必须了解政治,但是你不能参与其中。”宗庆后说:“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你就做不好事。如果政府不支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公司必须要帮助国家解决困难。”

在相对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权从儒生转到了农民又转到了工程师的手中。儒生又回来了,但这次他们专注于商业管理的技能创新、创造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孔孟哲学的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