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

本世纪的人们常常倾向于对过去时代的愚昧落后嗤之以鼻,自以为已胜一筹。

必须承认,多数人福利的增进以及我们这一时代带来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确实为人们这种顽固不化的自负感提供了依据。但是,我们的后代们将对这一切做出怎样的评价呢?难道他们不会得出这一个世纪是放荡不羁的野蛮世纪的结论吗?

在本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

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这部著作出版于1945年,那时候恰恰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对世界的威胁已经日落西山、反纳粹和抗日战争达到尾声和高峰的时候。

卡尔·波普尔1902年 7 月28日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与在这些知识分子圈子里如此多的人一样,他的家庭对奥匈帝国的专制政府制度持怀疑态度。

在他的年轻时代,波普尔最初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还变得强烈),但是,当他在战后时期的国内战争动乱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阶级斗争”所表现的藐视人的一面之后,他又抛弃了它

如果事实并未表明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话,他还会一直乐于追求社会主义理想。

不过,政治最初并非处于波普尔的知识兴趣的中心。他从1922年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然后修完了木工学专业,然后暂时从教,以便在1930年取得博士学位。1930年,他与约瑟芬·阿娜·海宁格结婚。直至她在1985年逝世,她始终不渝地支持他的工作,夫妇俩携手度过了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

按照休谟的观点,归纳从来就不能产生逻辑结论,因为总是存在一个无知领域,它又可能推翻那种自以为是的“一般规律”——如果我们把表达方式更口头化一些的话。

波普尔认为,一般性知识(表述为“规律”的知识)总是假说性的,因为它永远也不能通过归纳得到“证实”。不过,假说(也就是暂时表述的“规律”)在理论上总是通过所观察到的单一事实(基本语句)证伪。

波普尔认为,一般性知识(表述为“规律”的知识)总是假说性的,因为它永远也不能通过归纳得到“证实”。不过,假说(也就是暂时表述的“规律”)在理论上总是通过所观察到的单一事实(基本语句)证伪。在一个严格演绎过程中,通过批判性检查进行经验上的证伪的可能性才确立了普通说法的科学“意义”。

波普尔在文中从以下信仰中推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观: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

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解释并拓展了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历史主义”不仅通过传播历史的“解脱预期”用一种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总是可能助长暴力的)意识形态理由来装点革命运动,而且从方法论原因来看也是不可立足的。

波普尔把一个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称作为“开放社会”。与此相反,为“本质主义”和“整体论”思想所迷惑的社会不能把各单一的批判理解为系统干扰。

波普尔把一个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称作为“开放社会”。与此相反,为“本质主义”和“整体论”思想所迷惑的社会不能把各单一的批判理解为系统干扰。自由和多样性在这样一个幻境中没有其位置。

波普尔把一个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称作为“开放社会”。与此相反,为“本质主义”和“整体论”思想所迷惑的社会不能把各单一的批判理解为系统干扰。自由和多样性在这样一个幻境中没有其位置。它是一种“封闭社会”。

如同哈耶克把那种国家对运作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自以为无害的干预看作一种对整个自由的潜在的危险一样,波普尔对一些思想家的观点提出了警告,这些思想家享有作为“古典主义者”的声望,似乎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表面危险性

“波普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家。”由于他的学术成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64年授予他爵士头衔。

“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痛苦。它的权力不应增多到超越其必要的程度。”早在1947年,他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及许多志同道合者(包括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以及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施蒂格勒)一起建立了一个松散的、遍布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会,即朝圣山学会。

因为这位思想家始终不渝地把所有知识看作为假说,并且把可通过事实推翻假说的性质变成为科学性的规定性尺度

即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

如果我们犹犹豫豫,不能对公认为我们知识传统一部分的东西直言批判的话,这种悲剧性的、可能还是致命的分裂就会由我们来负责。

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个片断——在为建设一个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而进行的持续不断和充满危险的斗争中,只是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中的一个。

这场革命是无以计数的人们对将自身和思想从权威和偏见之中解放出来的渴望;是他们建立一个开放社会的尝试,这个社会将摈弃已完全确立的纯粹传统的绝对权威,同时努力保留、发展和确立符合他们的自由、人道和理性批判等标准的新旧传统;是他们对袖手旁观而将统治世界的所有责任全都交给人类的或超人的权威所表示的不情愿,也是他们分担防止苦难的职责、为防止苦难而工作的准备。

它还表明,今天我们称之为极权主义的东西,属于正如我们文明自身一样古老或年轻的一种传统。

人们屡屡听到暗示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说法,许多因其才智和教养而应对其所言负责的人,也预言极权主义无法逃避。他们向我们发问:是否我们真的天真到足以相信民主会恒久存在;是否我们没有认识到它只是历史进程中瞬息即逝的许多政体形式中的一种?

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没能成功地对其做出解释所致。

它们断言:科学的任务一般来说是进行预测,或更确切地说,是改进我们每天的预测,给它们提供一个更可靠的基础;而为我们提供长期的历史预言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任务。

因为只有民主提供了一种使非暴力改革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理性在政治事务中的运用也是如此。

据说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却必须从一个更高层面上眺望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个体的人是一个工具,是人类总体发展过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工具而已。

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也许将发展法则看成自然法则;唯灵论历史主义会将其看成精神发展的法则;而经济历史主义又会将其看成经济发展的法则。有神论历史主义与其他这些形式的学说同样主张存在种种历史法则,这些法则能够发现,在它们的基础上能够做出关于人类未来的预测。

种族主义以选中的种族(戈比诺的选择)取代选中的民族,作为命运的工具,最终获得世界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选中的阶级取代选中的民族,作为创造无阶级社会的工具,同时,这个阶级也注定获得世界。

都将其历史预言建立在最终发现一种历史发展法则的历史解释上。

都将其历史预言建立在最终发现一种历史发展法则的历史解释上。就种族主义而论,这种法则被看作一种自然法则;选中的民族在血缘上的生物学优越性对历史进程——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解释;它只能是种族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就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而论,这个法则是经济法则;全部历史被解释为阶级间争夺经济优势的斗争。

赫拉克利特是第一位不仅论述“自然”,而且更多地论述伦理-政治问题的哲学家,他生活在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

社会生活由社会禁忌和宗教禁忌决定;每个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都有其指定地位;每个人都觉得他的地位是适当的“自然的”位置,它是由统治世界的种种力量指定给他的;每个人都“了解他的地位”

他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由于理想破灭,他反对既存社会秩序将永久不变这种信念:“我们不能像孩子一样行事,他们是通过‘由于它是从过去传给我们的’这种狭隘观念培养成人的。

对变化,特别是社会生活变化的这种强调,不仅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历史主义者普遍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事物在变,甚至国王也在变;对那些认为社会环境天经地义的人来说,特别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事实。

世界上的每个法则,特别是火本身,都依据一个明确的法则——它的“尺度”而发展。它是一个不可改变、不可抵制的法则,在此程度上它既类似于我们现代的自然法观点,又类似于现代历史主义者的历史或进化法则。

一方面是法律律令或法律准则,另一方面是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不能在二者之间做出这种区分是部落禁忌制度的特征:两种法则一视同仁,皆被看做神秘的东西;

人们不应像睡着了一样行动和讲话……那些醒着的人拥有独一的共同世界;那些睡着的人则转入他们的各自世界。……他们没有听说的能力……

但倘若正义就是冲突或战争,倘若“命运女神”同时又是“正义之神的侍女”,倘若历史,或更确切地说,成功,即战争中的成功,是价值尺度,那么,价值标准本身必定在“流变”。

一种变化的事物必定要放弃某些属性,才能获得相反的属性。

似乎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里,各种历史主义很容易凸显出来,他们在希腊部落生活解体时出现过,在犹太人的部落生活为巴比伦征服的冲击所粉碎时也出现过。

在其青年时期,民主制的雅典卷入一场反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首要城邦斯巴达的生死之战;

,政治腐败主要取决于道德退化(和知识贫乏);而道德退化则主要归咎于种族退化。

但柏拉图还把他对一个不变的完美国家的信念扩大到“万物”领域。他相信对各种普通的或衰败的事物而言还存在一种不衰败的完美事务。这种对完美的不变事物的信念通常被称为形式论或理念论,并成为柏拉图哲学的核心学说。

那么最初提出形式论或理念论,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某种方法论上的要求,即要求有纯粹的或理性的知识,在变动不定的可感知事物的情况下不可能有这种知识。

柏拉图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关于社会衰败规律的一般性的抽象思辨。确切而言,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观察的丰富详尽,并在于他的社会学洞察力令人吃惊的敏锐性

我可以提到他的关于社会原始阶段、关于部落的父权制社会的理论,以及从总体上看,他概括社会生活发展的几个典型阶段的尝试。

他强调政治生活与历史发展的经济背景;这是一种被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名使之重新焕发活力的理论。

他强调政治生活与历史发展的经济背景;这是一种被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名使之重新焕发活力的理论。第三个例子是柏拉图的最让人感兴趣的关于政治革命的规律,按照这条规律,所有革命都是以一个分裂的统治阶级(或“精英”)为先决条件;他以这条规律为基础分析阻止政治变化并创造社会均衡的方法,而且最近极权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帕累托重新发现了这条规律。

《法律篇》讲述了人类社会衰败与沦亡的故事,作为对没有任何历史中断的逐步融合的希腊史前史的记述

《理想国》的类似段落,则以一种更为抽象的方式,提出了对政府发展的一种系统概述;

《理想国》的类似段落,则以一种更为抽象的方式,提出了对政府发展的一种系统概述;《政治家篇》仍是更为抽象地给出了一种关于政府类型的逻辑分类,仅有几处涉及历史事件

“……把国家的成长当作它们或是朝向善或是指向恶的变迁来思考,这种方法不是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最佳办法吗

马克思主义的惯用语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几近符合柏拉图的历史主义,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

完美国家退化而成的第一种形式,即荣誉政制,也就是雄心勃勃的贵族们的统治,被说成是几乎所有方面都近似于完美国家本身。必须注意,柏拉图明确地认为,在实际存在的国家中的这种最好的而又最古老的形式,等同于斯巴达和克里特的多利安人的政制,而且,这两个部落的贵族统治的确在实际上代表着希腊最古老的实存的政治生活形式。

最好的或理想的国家与荣誉政制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后者包含着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一度团结为一体的父权制统治阶级现在分崩离析了,而且就是这种分裂导致了下一步骤,导致向寡头政制的退化。分裂是野心带来的结果。

他们那些热衷荣誉的统治者们“开始想方设法炫耀和挥霍钱财,结果他们歪曲了法律,他们及其妻子违背法律……;而且他们力图在竞争中相互胜过对方。”

一旦富人们制订一种“取消所有那些其财产达不到规定数量者担任公职的资格”的法律时,向寡头政制的转变就完成了。“这种变化假如以恫吓和胁迫不能取得成功的话,就要由武力强制实施……”。

柏拉图更重大的贡献是他对僭主政治特别是对向僭主政治的转变的描述,尽管这是出于仇恨之心。

柏拉图说,从民主政制向僭主政制的转变,是一位公众领袖极其容易地带来的,他知道怎样利用民主政制国家里富人与穷人二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而且成功地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一支警卫队或一支私人军队。

。在《政治家篇》里,这六种类型是首先区分了三种政府形式,即一个人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统治,而后得出来的。

柏拉图对幸福的论述与其对正义的论述极其相似,尤其是,这个论述是基于同一信念,即社会“天然地”分为各个阶级或等级。

除此之外,柏拉图常常说起,他的目标既不在于个人的幸福,也不在于国家中任何特定阶级的幸福,而仅在于整个国家的幸福。他还声辩道,这只不过是正义统治的结果。我已指出,这种正义统治就其性质而言是极权主义的。《理想国》的主要论题之一便是只有这种正义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从这一切来看,把柏拉图视为一个极权主义党派政治家,就其直接的实践工作而论是不成功的,但从长远来看,他所做的阻止和摧毁他所憎恨的文明的宣传却十分成功。这似乎自圆其说、难以反驳地解释了这些材料。然而,若要使人们感到这种解释有重大错误,就得以这种率直的方式来谈论这些材料。不管怎样,当我这样表达时,我感觉就是如此。我所感到的似乎是,并非不真实,而是有缺陷。于是,我开始寻找有可能驳斥这种解释的证据

除此之外,柏拉图常常说起,他的目标既不在于个人的幸福,也不在于国家中任何特定阶级的幸福,而仅在于整个国家的幸福。

极权主义往往宣称热爱“真正的”自由,而柏拉图歌颂自由而反对僭主政治听起来与这种所谓的热爱十分相像。

“僭主政治”通常指的是以群众支持为基础的一种统治形式,这一事实使我能够说柏拉图之憎恨僭主政治与我原先的解释相一致。

柏拉图是知道毛病出在哪里,知道人们所经受的压力和不幸,尽管他错误地声称他要引导人们回到部落社会去,以减轻这个压力和恢复他们的幸福。

它是由禁忌所决定的,由神秘的部落建构所决定的,而不可能成为批判性思考的对象。

禁忌确立了某种集团责任形式,因而它们可以是我们所说的个人责任的先驱,但它们同个人责任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带有禁忌;饮食的禁忌、礼仪的禁忌以及其他许多禁忌。但其间有着一些重大区别。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在国家的法律与我们在习惯上遵从的禁忌之间有着越来越广大的个人决定的领域及其问题和责任;我们也知道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结论是,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许多成员都力图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和取代别的成员的位置。

新型的个人关系是会出现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加入这些个人关系,而不被出身的偶然性所决定;此外还产生新的个人主义。同样,精神的联系可以扮演主要的角色,而生物的或生理的联系则会减弱;如此等等。

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有许多人都没有或极少有亲密的个人接触,他们生活在默默无闻和孤独的状态之中,因而是在不愉快之中。因为社会已变得抽象,而人的生物性质却没有多大改变,人有社会需要,但在一个抽象的社会中这些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

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我们也不会害怕战争的危险

民主的基础必须在于对理性的信念,在于人道主义。同时,这表达了真正的爱国主义,表达了使一个城邦负起责任作出榜样的正义自豪感;这个城邦不但已成为希腊的学校,而且,我们知道,它已成为人类的学校,不但对于遥远的过去,而且对于未来都是如此。

哲学的兴起这本身是可以解释为封闭社会及其神秘信仰的衰落的一种反应。它力图用理性的信念来取代已经丧失的神秘信念;它建立新的传统——向各种学说和神话挑战,并对它们加以批判性讨论,以改造传授某个学说或神话的旧传统。

对这个压力的最早表达可以追溯到阿那克西曼德,他是第二位爱奥尼亚哲学家。他认为个人的存在是高傲自大,是非正义的不虔诚行为,是错误的侵占行为,个人必须为此受难,并以苦行赎罪。

正是你的理性使你成为人;使你不仅仅是一堆情欲和愿望;使你成为自足的个人,同时使你能够宣称你就是目的。苏格拉底说“关照你的灵魂”这句话,基本上是要求智性诚实,正如“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是他用来提醒我们知识的限度一样。

如果他抓住这个机会逃到国外去,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是民主政府的反对者。所以他宁愿留下来并说明他的理由。这个说明,他这个最后的遗言可以在柏拉图的《克里托篇》看到。它是简单明了的。苏格拉底说,如果我出走,那我就会违背国家的法律。这样的行为会使我处在法律的反面,并且表明我是不忠诚的。这对国家将是有害的。我只有留下来,才能排除人们对我是否忠于国家和忠于它的民主法律的怀疑,同时证明我从来不是国家的敌人。对我的忠诚的最好证明莫过于我愿意为国殉躯。 苏格拉底之死乃是他的真诚的最终证明。他毕生无所畏惧,光明磊落,虚怀若谷,公允而幽默。他在他的《申辩篇》中说道:“我是上帝带给这个城邦的牛虻,我随时随地都盯住你们,唤醒、劝导和责备你们。你们将不容易再找到像我那样的另一个人,所以我劝你们不要置我于死地……如果你们攻击我,像安尼图斯劝说你们的那样,并轻率地把我处死,那么,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将永远沉睡不醒了,除非上帝关怀,给你们送来另一只牛虻。”

如果他抓住这个机会逃到国外去,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是民主政府的反对者。所以他宁愿留下来并说明他的理由。这个说明,他这个最后的遗言可以在柏拉图的《克里托篇》看到。

苏格拉底之死乃是他的真诚的最终证明。他毕生无所畏惧,光明磊落,虚怀若谷,公允而幽默。

如果你们攻击我,像安尼图斯劝说你们的那样,并轻率地把我处死,那么,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将永远沉睡不醒了,除非上帝关怀,给你们送来另一只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