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疲的词句,描述为一个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而精心构筑的社会劳动者组织。当今社会的社会主义批评

至少可能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政府和一个教条主义的多数民主的政府统治下,民主制度也许和最坏的独裁制度同样暴虐。但是,我们的要点与其是独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灭了自由,毋宁是计划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计划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只不过起因于这个事实,即对经济活动管理所需的对自由的压制来说,后者是个障碍。但是,只要民主不再是个人自由的保障的话,那么它也可能以某种形式依然存在于极权主义政体之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它集中管理经济体系的话,可能会和任何专制政体所曾做的一样完全破坏了个人自由。

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但作为一个朦胧的理想,它至

法西斯主义者,其国家与精神》(1937年),第119页。至于什么叫做侵犯“社会的利益”,自然由当局决定。

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任何对这种立法权力的公认限制,都意味着承认个人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承认不可侵犯的人权。

一旦个人不再能自由旅行,不再能订购外国书报杂志,一旦一切对外联系的工具只限于那些为官方意见所认可的人,或者官方认为必要的人,则它对舆论的有效

它的目的大概不会是勒索最大的财政收入,但它会有完全的权力来决定给我们什么和按照什么条件给我们。它将不仅决定可供利用的商品和劳务是什么以及数量多少,而

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在这个国家被尊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

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

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

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

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这些伟大的19世纪思想家的警告,即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但我们仍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产生了与二者皆不同的第三种东西——即奴隶国家

,第14页。] 现

现代的社会主义趋向,不仅对不久的过去,而且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过程意味着多么鲜明的决裂,

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①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

至于自觉地认识到个人的自发的和不受拘束的努力能够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复杂秩序,则只有在这种发展已有某些进展之后才能达到。

西方的长年痼疾,个体对种属的反抗”,实际上是构建我们文明的力量。19世纪对前一世纪的个人主义的增益,

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

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使竞争能尽可能地有益进行的体制,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殊。

尽管绝大部分的新思想,尤其是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但正是在德国它们得到完善,并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和20世纪的最初25年,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现在,人们常常忽略了,德国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的发展中起了多么巨大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以前的那一代,德国国会中已有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在不久以前,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以致于今天俄国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德国人中止的地方进行的;绝大部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尚未意识到,他们才开始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德国社会主义者很早以前已彻底讨论过了。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

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

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

即使共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②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在俄国住了12年的美国记者W·H·张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总结成这种说法:“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

①W·H·张伯伦:《伪乌托邦》(1937年),第202-203页。

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

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证实是一种幻想

毫无疑问,这里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纲领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毁灭的话,他们是会回头的。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

因而,所有要求以“为使用而生产”代替为利润而生产的那些人,都需要“计划”

必须时常牢记的是,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

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后果,都源于集体主义的方法

社会主义不仅是集体主义或“计划”中最最重要的一种,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劝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再一次屈从对经济生活的管辖,而这种管辖他们曾推翻过,因为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使政府处于“为了维持自身,他们有责任实行压迫和专制”①的地位。

问题在于,出于这个目的,强制力量的控制者是否应该将自己限制于笼统地创造条件,以便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知识和创造力,使他们能成功地做出计划,或者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我们是否必须根据某些有意识构造的“蓝图”对我们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

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

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

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

任何控制某些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企图,都会使竞争失去它有效地协调个人努力的力量,因为这时价格的变化不再显示客观条件的全部有关变化,也不再对个人的行动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南。

成功地将竞争用作社会组织的原则,就排除了对经济生活的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干预,但它承认有时会有助于其运作的其它形式的强制性干预,甚至还必需某种形式的政府行为。

市场经济

法律仅仅承认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是根本不够的,它更有赖于对适用于不同事物的财产权的明确限定。对使竞争制度有效运行的种种形态法律制度的系统研究,已经令人痛心地遭到忽视;

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

控制所有生产资源而不同时决定这些资源将为谁和由谁来使用,那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

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的境域,而我们又难能瞥见前途是什么样子。

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会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人们无须成为一位预言家,才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我们要避免相同命运的机遇,有赖于我们能否正视危险而且准备修正那怕最为我们所珍视的希望和抱负,一旦他们被证明是危险的根源的话。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

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根据自已的观念塑造我们生活的自由而奋斗。

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这种宣传不仅采取了喧嚣的形式,而且更采取了阴险的形式。

在战前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而酿成错误的数量是惊人的。好像我们不想去了解那些产生了极权主义发展似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毁掉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爱的幻想。

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即德国人本身生来就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对那些坚持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

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当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时,他从两个德国人——歌德和威廉·冯·洪堡——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别人都多;它也忘记了这个事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先驱托马斯·卡莱尔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

问题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从先天方面看他们或许不比其它民族坏;问题在于确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

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

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

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

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

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Freedom”和“liberty”这些字眼儿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使用它们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费踌躇。

人至少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它随着个人自由从意大利向英国和更远的地方进军。

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

对我们文明的性质,敌人往往比多数朋友看得更清楚:像19世纪的极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所描述的那样:“西方的长年痼疾,个体对种属的反抗”,实际上是构建我们文明的力量。

“这个国家的政府近来观点发生变化,政府无论属哪一个党派,都越来越注意对人民生活的管理”,并继而谈到“议会发现自己日益致力于那种有意识地管制社会日常生活的立法工作,现在并干预那些以前被视为其范围以外的事情”。

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

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

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弃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

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仇恨之所以几乎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上台之时,自由主义在德国实际上已无声无息。而消灭它的正是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

自由是用来做具体事项的有效权力”,因而“要求自由即要求权力”(

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而没涉及社会主义者运用这些方法想要达到的特定目标;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后果,都源于集体主义的方法,而与这些方法所运用于的目标没有关系

同样绝不可忘记的是,社会主义不仅是集体主义或“计划”中最最重要的一种,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劝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再一次屈从对经济生活的管辖,而这种管辖他们曾推翻过,因为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使政府处于“为了维持自身,他们有责任实行压迫和专制”的地位。

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

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它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目标的性质的不同

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词地表达成“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

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词地表达成“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无须多少思考便可看出,这些词语没有充分明确的意义以决定具体的行动方针。

人们一致同意一定要有一个中心计划而在目标上却没有一致意见,其后果十分类似于一群人决定一起旅行,而在想去的地点上都没达成一致,结果他们全体可能不得不进行一次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想作的旅行。

当论及一国经济事务的详尽管理时,弄清这种公认的议会低效率的原因是重要的。毛病既不在于个别议员,也不在于议会机构本身,而在于议会所承担的任务中的内在矛盾。

然而,应当承认,并非立法权的授予本身如此值得反对!反对授权本身就是反对症状而不反对病因,而且在其可能是其它病因的必然后果时,就忽略了病例的严重性

民主不能像阿克顿勋爵正确地论述自由时所说的那样,“是更高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标。它并非是为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才被需要,而是为了保障对市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标的追求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

我们的要点与其是独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灭了自由,毋宁是计划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当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预见到这些特定影响,那么,法律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供人民使用的工具,反而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的工具。

只要当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预见到这些特定影响,那么,法律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供人民使用的工具,反而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的工具。政府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实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这里的“道德的”一词不是作为“不道德的”反义词来使用的,而是指这样一种机构,它把它对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都强加于其成员,而不管这种观点是道德的或非常不道德的。在这种意义上,纳粹或其它任何集体主义的国家都是“道德的”,而自由主义国家则不是。

“自由放任”一词是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

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

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因此,特定的立法能够破坏法治。那些要否认这一点的人,恐怕就得力陈这种观点:法治在今天的德国、意大利或俄国是否占优势决定于独裁者们是否是通过宪法的手段取得他们的绝对权力的。

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

许多人因此憎恨作为这种束缚的象征的货币。但这是错把人们感到一种力量存在的媒介当作原因了。更正确地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

只要我们能够自由地处置我们的收入和我们所有的财产,经济上的损失永远只能使我们失去我们所能满足的那些欲望中我们认为最不重要的欲望。

而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不予满足。

经济计划所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会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满足我们认为是重要或不太重要的需要的问题,而是是否会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或是否这必须由计划者来加以决定的问题。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是基于这一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

而且由于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大部分,由于我们的职业通常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地点和将和哪些人在一起生活,因而选择职业的某种自由,对我们的幸福来说,甚至也许比在闲暇时花用我们收入的自由更为重要一些。

计划当局为了简化它的工作一定会定出一套标准,我们大家必须都要遵行。为了使这项莫大的工作可管理,就必须把多样性的人类能力和倾向归纳为几种很容易相互交换的单位,而且有意识地忽视次要的个人差别。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

流行着的混乱观念中的突出的一点,就是居然把在竞争性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可以花一定的代价取得这种现象作为非难它的一个理由。

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一旦个人不再能自由旅行,不再能订购外国书报杂志,一旦一切对外联系的工具只限于那些为官方意见所认可的人,或者官方认为必要的人,则它对舆论的有效控制,将远远超过17和18世纪任何专制主义政府所曾经施行过的控制的程度。

在极权主义国家中,无论是俄国、德国,还是意大利,如何组织人民的闲暇时间成为一个计划的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德国人甚至为这个问题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和自相矛盾的字眼:“业余活动安排”(字面意思是,规划人民的自由时间),好像必得按当局规定的方法去花费掉的时间仍然是“自由时间”似的。

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

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

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不自由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这个明显的事实,即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待遇很差的非技术工人,比德国的许多小厂主,或俄国待遇很高的工程师或经理享有更多自由去计划自己的生活。无论是改变工作或住处的问题,公开发表见解的问题,或者以特定的方法消磨闲暇的问题,尽管为了遵从自己的意愿,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是很高的,并且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过高的,但都没有绝对的阻力,不存在对人身安全与自由的危险,来粗暴地把一个人局限于上级为他指定的工作和环境里。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

或许我们习惯于对主要是由财产中取得的收益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估计过高,因而,认为取消来自财产方面的收益,就可以随之而消除收入中主要的不平等的程度。根据我们掌握的关于苏联的收入分配的一点点材料来看,那里存在的不平等,实质上并不亚于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伊斯门的《俄国社会主义的末路》(1937年,第30-34页)提供的来自俄国官方的材料说明:在俄国所支付的最高薪与最低薪之间的差度,是同美国的差度一样的大(约50∶1)。根据伯思汉姆所引用的一篇文章“管理的革命”(1941年,第43页),托洛斯基估计,到1939年,“苏联人民中11%-12%的上层当时的收入大约占国民收入的50%,这个差度比美国的还要大些,因为在美国,10%的上层人的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35%。

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

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敌人,不管他是内部的,如“犹太人”或者“富农”,或是外部的,似乎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集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罗素说得好,想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

每一个集体主义制度都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需要有一个为整个集团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另外,还需要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给与该集体以最大限度的权力的压倒一切的愿望,

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唯一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不是宣传本身,也不是它所使用的技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和由独立的与相互竞争的机构为不同的目标所进行的宣传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

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的。但那些仍然保留着一种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也必须保持沉默。我们己经看到,何以强制不能只限于使人民接受成为据以指导一切社会活动的那个计划的基础的道德准则。由于这个准则的许多部分永远不会得到详尽的阐述,由于指导性的价值尺度的许多部分只隐伏在计划之中,因而计划本身的每个细节,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如果要人民毫不迟疑地支持共同行动的话,就得使他们相信,不但所追求的目标,而且连所选择的手段也都是正确的。因此,那种必须使人遵守的官方信条就把关于那个计划所以为据的有关事实的一切见解都包括在内了。对于这个信条的公开批评,或者甚至表示怀疑都是必须禁止的,因为它们容易削弱公众的支持。这正如韦伯夫妇在报道俄国每个企业的情况时所说的:“在工作进行时,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其他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努力”。当所表示的那种怀疑和担心涉及的不是个别企业的成功而是整个社会的计划时,那就一定更会被当作阴谋破坏来看待。

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的。但那些仍然保留着一种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也必须保持沉默。

因此,事实和理论必须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意见一样成为一种官方学说的对象。而且,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

在极权主义国家,各个方面存在着的情况,可能引起永远是和其它地方在战争时期存在于某些方面的情况一样。凡是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智慧产生怀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满的东西都是不会与人民见面的。

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

伯夫妇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自然科学杂志》有这样的口号:“我们在数学中拥护党,我们在外科学中

这种相似性更多表现在探讨问题的情绪上而使用的具体论点倒在其次,这就是有一种相类似的决心,要在文化上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种特殊的实验的成功上。

使道德成为政治的一种功能”

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1840年至1940年间的德国那样,为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大部分由“人文”之学普遍和彻底地转向“现实”之学对该国所发生的影响提供更好的例证了。

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

但正像人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垄断之所以构成一种危险,并不是由于几个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的活动,而是由于他们让某些人分享他们的成果因而得到那些人的支持,并且由于他们使更多的人相信,支持垄断事业有助于一个更公平更有秩序的社会的建立。

现代民主不能默默容忍的一件事,就是在和平时期必须大大降低生活水准甚或经济状况裹足不前,迁延日久。

如果社会成员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

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要做出某种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依照自己良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观念能够赖以培育、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

让较贫困民族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让我们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们。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主管机构仅限于维持秩序并为人民能改善自己生活而创造条件,它就能够保持公正和对经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如果由中央配给原料和配置市场,如果每一个自发行动都得由中央当局“同意”,如果没有中央当局的批准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的话,中央当局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就不可能让人民按自已的意愿安居乐业。

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际政治主管机构:它无权指挥各个民族必须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作损害其它民族的行动。

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际政治主管机构:它无权指挥各个民族必须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作损害其它民族的行动。必须委托给国际主管机构的权力,不是近年来各个国家所僭取的新权力,而是一种没有它就不能维持和平关系的最低限度的权力,也就是说,基本上是那种极度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并且,甚至比在一国范围内更为紧要的是,应当由法治来严格限制国际主管机构的这些权力。

联邦制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它能够这样来设计:使得大多数有害的计划难于实现,而同时却给值得期望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要创造有利于进步的条件,而不是去“计划进步”。

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

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

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

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只要不同意见不受压制,总会有人站出来怀疑和探究那些支配着同时代人思想的观点,并以新的观点投入到辩论和宣传中,去经受考验。”

凯恩斯是一个设计政策解决问题的人,而海耶克则更有兴趣于分析和推荐可以预防问题发生的法则与制度。

大多数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

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社会主义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各连锁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

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当这种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人们不会自愿地接受市场的惩罚,因而造成改革的困难。

恰恰相反,市场制度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使得人们不需要知道其他专业的知识,但却能享受所有专业部门的产品。

立法机关不应该关心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应该关心游戏规则的公正;至

同我在英国的经历相反,此书在美国的主要读者,似乎一放下书就对它表示反对,说它是在恶毒而不怀好意地攻击他们最为珍爱的理想,

在成功地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处在它的强大控制之下、可以随意对其进行塑造之后,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便会把它的手伸向全社会。它用一张复杂、细密、统一的规则之网将社会罩住,使最具创造力的头脑和最有朝气的人也绝无出人头地的可能。人的意志并没有受到桎梏,而是被软化了,变得卑躬顺从;人们的行动很少受到强制,但他们在行动时总是受到阻碍。这样的权力并未摧毁什么,但它阻碍着生活;它没有变成暴政,但它限制人民,使他们变得萎靡不振,心灰意懒,糊里糊涂,直到每个民族都退化为一群胆小而勤劳的动物,政府则是它们的牧主。——我总是在想,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有序、温和而文雅的奴役方式,可能比一般的想象更容易与自由的外表结合在一起,甚至有可能打着人民主权的幌子建立起来。

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

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已知的竞赛规则之内,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他私人的目的和愿望,肯定不会有人有意识地利用政府权力来阻挠他的行动。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

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的境域,而我们又难能瞥见前途是什么样子。

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会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人们无须成为一位预言家,才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我们要避免相同命运的机遇,有赖于我们能否正视危险而且准备修正那怕最为我们所珍视的希望和抱负,一旦他们被证明是危险的根源的话。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

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根据自已的观念塑造我们生活的自由而奋斗。

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这种宣传不仅采取了喧嚣的形式,而且更采取了阴险的形式。

在战前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而酿成错误的数量是惊人的。好像我们不想去了解那些产生了极权主义发展似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毁掉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爱的幻想。

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即德国人本身生来就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对那些坚持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

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当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时,他从两个德国人——歌德和威廉·冯·洪堡——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别人都多;它也忘记了这个事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先驱托马斯·卡莱尔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

问题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从先天方面看他们或许不比其它民族坏;问题在于确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

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

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

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

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

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Freedom”和“liberty”这些字眼儿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使用它们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费踌躇。

人至少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它随着个人自由从意大利向英国和更远的地方进军。

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

对我们文明的性质,敌人往往比多数朋友看得更清楚:像19世纪的极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所描述的那样:“西方的长年痼疾,个体对种属的反抗”,实际上是构建我们文明的力量。

“这个国家的政府近来观点发生变化,政府无论属哪一个党派,都越来越注意对人民生活的管理”,并继而谈到“议会发现自己日益致力于那种有意识地管制社会日常生活的立法工作,现在并干预那些以前被视为其范围以外的事情”。

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

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

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弃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

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仇恨之所以几乎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上台之时,自由主义在德国实际上已无声无息。而消灭它的正是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

自由是用来做具体事项的有效权力”,因而“要求自由即要求权力”(

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而没涉及社会主义者运用这些方法想要达到的特定目标;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后果,都源于集体主义的方法,而与这些方法所运用于的目标没有关系

同样绝不可忘记的是,社会主义不仅是集体主义或“计划”中最最重要的一种,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劝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再一次屈从对经济生活的管辖,而这种管辖他们曾推翻过,因为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使政府处于“为了维持自身,他们有责任实行压迫和专制”的地位。

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

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它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目标的性质的不同

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词地表达成“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

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词地表达成“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无须多少思考便可看出,这些词语没有充分明确的意义以决定具体的行动方针。

人们一致同意一定要有一个中心计划而在目标上却没有一致意见,其后果十分类似于一群人决定一起旅行,而在想去的地点上都没达成一致,结果他们全体可能不得不进行一次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想作的旅行。

当论及一国经济事务的详尽管理时,弄清这种公认的议会低效率的原因是重要的。毛病既不在于个别议员,也不在于议会机构本身,而在于议会所承担的任务中的内在矛盾。

然而,应当承认,并非立法权的授予本身如此值得反对!反对授权本身就是反对症状而不反对病因,而且在其可能是其它病因的必然后果时,就忽略了病例的严重性

民主不能像阿克顿勋爵正确地论述自由时所说的那样,“是更高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标。它并非是为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才被需要,而是为了保障对市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标的追求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

我们的要点与其是独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灭了自由,毋宁是计划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当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预见到这些特定影响,那么,法律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供人民使用的工具,反而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的工具。

只要当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预见到这些特定影响,那么,法律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供人民使用的工具,反而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的工具。政府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实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这里的“道德的”一词不是作为“不道德的”反义词来使用的,而是指这样一种机构,它把它对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都强加于其成员,而不管这种观点是道德的或非常不道德的。在这种意义上,纳粹或其它任何集体主义的国家都是“道德的”,而自由主义国家则不是。

“自由放任”一词是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

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

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因此,特定的立法能够破坏法治。那些要否认这一点的人,恐怕就得力陈这种观点:法治在今天的德国、意大利或俄国是否占优势决定于独裁者们是否是通过宪法的手段取得他们的绝对权力的。

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

许多人因此憎恨作为这种束缚的象征的货币。但这是错把人们感到一种力量存在的媒介当作原因了。更正确地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

只要我们能够自由地处置我们的收入和我们所有的财产,经济上的损失永远只能使我们失去我们所能满足的那些欲望中我们认为最不重要的欲望。

而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不予满足。

经济计划所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会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满足我们认为是重要或不太重要的需要的问题,而是是否会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或是否这必须由计划者来加以决定的问题。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是基于这一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

而且由于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大部分,由于我们的职业通常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地点和将和哪些人在一起生活,因而选择职业的某种自由,对我们的幸福来说,甚至也许比在闲暇时花用我们收入的自由更为重要一些。

计划当局为了简化它的工作一定会定出一套标准,我们大家必须都要遵行。为了使这项莫大的工作可管理,就必须把多样性的人类能力和倾向归纳为几种很容易相互交换的单位,而且有意识地忽视次要的个人差别。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

流行着的混乱观念中的突出的一点,就是居然把在竞争性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可以花一定的代价取得这种现象作为非难它的一个理由。

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一旦个人不再能自由旅行,不再能订购外国书报杂志,一旦一切对外联系的工具只限于那些为官方意见所认可的人,或者官方认为必要的人,则它对舆论的有效控制,将远远超过17和18世纪任何专制主义政府所曾经施行过的控制的程度。

在极权主义国家中,无论是俄国、德国,还是意大利,如何组织人民的闲暇时间成为一个计划的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德国人甚至为这个问题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和自相矛盾的字眼:“业余活动安排”(字面意思是,规划人民的自由时间),好像必得按当局规定的方法去花费掉的时间仍然是“自由时间”似的。

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

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

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不自由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这个明显的事实,即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待遇很差的非技术工人,比德国的许多小厂主,或俄国待遇很高的工程师或经理享有更多自由去计划自己的生活。无论是改变工作或住处的问题,公开发表见解的问题,或者以特定的方法消磨闲暇的问题,尽管为了遵从自己的意愿,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是很高的,并且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过高的,但都没有绝对的阻力,不存在对人身安全与自由的危险,来粗暴地把一个人局限于上级为他指定的工作和环境里。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

或许我们习惯于对主要是由财产中取得的收益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估计过高,因而,认为取消来自财产方面的收益,就可以随之而消除收入中主要的不平等的程度。根据我们掌握的关于苏联的收入分配的一点点材料来看,那里存在的不平等,实质上并不亚于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伊斯门的《俄国社会主义的末路》(1937年,第30-34页)提供的来自俄国官方的材料说明:在俄国所支付的最高薪与最低薪之间的差度,是同美国的差度一样的大(约50∶1)。根据伯思汉姆所引用的一篇文章“管理的革命”(1941年,第43页),托洛斯基估计,到1939年,“苏联人民中11%-12%的上层当时的收入大约占国民收入的50%,这个差度比美国的还要大些,因为在美国,10%的上层人的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35%。

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

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敌人,不管他是内部的,如“犹太人”或者“富农”,或是外部的,似乎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集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罗素说得好,想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

每一个集体主义制度都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需要有一个为整个集团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另外,还需要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给与该集体以最大限度的权力的压倒一切的愿望,

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唯一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不是宣传本身,也不是它所使用的技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和由独立的与相互竞争的机构为不同的目标所进行的宣传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

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的。但那些仍然保留着一种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也必须保持沉默。我们己经看到,何以强制不能只限于使人民接受成为据以指导一切社会活动的那个计划的基础的道德准则。由于这个准则的许多部分永远不会得到详尽的阐述,由于指导性的价值尺度的许多部分只隐伏在计划之中,因而计划本身的每个细节,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如果要人民毫不迟疑地支持共同行动的话,就得使他们相信,不但所追求的目标,而且连所选择的手段也都是正确的。因此,那种必须使人遵守的官方信条就把关于那个计划所以为据的有关事实的一切见解都包括在内了。对于这个信条的公开批评,或者甚至表示怀疑都是必须禁止的,因为它们容易削弱公众的支持。这正如韦伯夫妇在报道俄国每个企业的情况时所说的:“在工作进行时,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其他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努力”。当所表示的那种怀疑和担心涉及的不是个别企业的成功而是整个社会的计划时,那就一定更会被当作阴谋破坏来看待。

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的。但那些仍然保留着一种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也必须保持沉默。

因此,事实和理论必须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意见一样成为一种官方学说的对象。而且,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

在极权主义国家,各个方面存在着的情况,可能引起永远是和其它地方在战争时期存在于某些方面的情况一样。凡是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智慧产生怀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满的东西都是不会与人民见面的。

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

伯夫妇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自然科学杂志》有这样的口号:“我们在数学中拥护党,我们在外科学中

这种相似性更多表现在探讨问题的情绪上而使用的具体论点倒在其次,这就是有一种相类似的决心,要在文化上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种特殊的实验的成功上。

使道德成为政治的一种功能”

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1840年至1940年间的德国那样,为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大部分由“人文”之学普遍和彻底地转向“现实”之学对该国所发生的影响提供更好的例证了。

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

但正像人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垄断之所以构成一种危险,并不是由于几个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的活动,而是由于他们让某些人分享他们的成果因而得到那些人的支持,并且由于他们使更多的人相信,支持垄断事业有助于一个更公平更有秩序的社会的建立。

现代民主不能默默容忍的一件事,就是在和平时期必须大大降低生活水准甚或经济状况裹足不前,迁延日久。

如果社会成员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

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要做出某种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依照自己良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观念能够赖以培育、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

让较贫困民族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让我们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们。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主管机构仅限于维持秩序并为人民能改善自己生活而创造条件,它就能够保持公正和对经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如果由中央配给原料和配置市场,如果每一个自发行动都得由中央当局“同意”,如果没有中央当局的批准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的话,中央当局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就不可能让人民按自已的意愿安居乐业。

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际政治主管机构:它无权指挥各个民族必须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作损害其它民族的行动。

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际政治主管机构:它无权指挥各个民族必须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作损害其它民族的行动。必须委托给国际主管机构的权力,不是近年来各个国家所僭取的新权力,而是一种没有它就不能维持和平关系的最低限度的权力,也就是说,基本上是那种极度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并且,甚至比在一国范围内更为紧要的是,应当由法治来严格限制国际主管机构的这些权力。

联邦制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它能够这样来设计:使得大多数有害的计划难于实现,而同时却给值得期望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要创造有利于进步的条件,而不是去“计划进步”。

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

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

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

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只要不同意见不受压制,总会有人站出来怀疑和探究那些支配着同时代人思想的观点,并以新的观点投入到辩论和宣传中,去经受考验。”

凯恩斯是一个设计政策解决问题的人,而海耶克则更有兴趣于分析和推荐可以预防问题发生的法则与制度。

大多数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

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社会主义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各连锁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

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当这种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人们不会自愿地接受市场的惩罚,因而造成改革的困难。

恰恰相反,市场制度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使得人们不需要知道其他专业的知识,但却能享受所有专业部门的产品。

立法机关不应该关心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应该关心游戏规则的公正;至

同我在英国的经历相反,此书在美国的主要读者,似乎一放下书就对它表示反对,说它是在恶毒而不怀好意地攻击他们最为珍爱的理想,

在成功地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处在它的强大控制之下、可以随意对其进行塑造之后,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便会把它的手伸向全社会。它用一张复杂、细密、统一的规则之网将社会罩住,使最具创造力的头脑和最有朝气的人也绝无出人头地的可能。人的意志并没有受到桎梏,而是被软化了,变得卑躬顺从;人们的行动很少受到强制,但他们在行动时总是受到阻碍。这样的权力并未摧毁什么,但它阻碍着生活;它没有变成暴政,但它限制人民,使他们变得萎靡不振,心灰意懒,糊里糊涂,直到每个民族都退化为一群胆小而勤劳的动物,政府则是它们的牧主。——我总是在想,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有序、温和而文雅的奴役方式,可能比一般的想象更容易与自由的外表结合在一起,甚至有可能打着人民主权的幌子建立起来。

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

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已知的竞赛规则之内,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他私人的目的和愿望,肯定不会有人有意识地利用政府权力来阻挠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