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

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

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

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

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

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

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

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

因为非常明显地,来到大学既然不是由于对知识的渴慕,不是由于对大学理念的向往与认同,而只是因为将来谋职求生之所必须。那么,只要能够毕业就好,管它学的是什么!   知识的尊严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在这样一种求知态度中断送的。

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作宣传、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是什么?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

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朋友这样指责我。

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

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

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

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

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

“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烧成一小片火海,表示这是个不同的时机。

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作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貌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

喜鹊?乌鸦因为在粉饰、教条、自我吹嘘、自我慰藉的“酱缸”里泡了几十年,我才在极端不耐中开始写“野火”,但是立即招来质问:为什么只写坏的?光明面为什么不写?人民很勤奋呀,政府很努力呀,社会很安定呀!为什么一面倒?是“别有用心”吗?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

十五岁那年看到赫塞那句:“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初恋的青年;实践着伟大英雄的行为,却没有能力去履行日常的无聊乏趣功课”。我就泪眼汪汪。二十一岁看到《夜游》里的麦珂说的:年长的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对年轻人嫉妒得要死。他们除了想尽办法折磨年轻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气的法子了。   

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

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

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术创作里来。

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美国的壮阔得天独厚,自然景观从沙漠峡谷到鳄鱼丛林,变化无穷,不是小小的西德所能比。但德国的美不在它粗犷原始的大自然——千年的耕耘垦植,哪有“原始”的余地!德国的美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

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特别的沉重。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

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最大问题。

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长期要做的工作。

这需要培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

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龙: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

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

“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

极权的势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莲,无声无息地在那里滋长,如果没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这种恶势力铲除,它就会像布袋莲那样突然之间,不声不响满布着整个池塘。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

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

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

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

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

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

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

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

因为非常明显地,来到大学既然不是由于对知识的渴慕,不是由于对大学理念的向往与认同,而只是因为将来谋职求生之所必须。那么,只要能够毕业就好,管它学的是什么!   知识的尊严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在这样一种求知态度中断送的。

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作宣传、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是什么?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

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朋友这样指责我。

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

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

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

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

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

“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烧成一小片火海,表示这是个不同的时机。

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作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貌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

喜鹊?乌鸦因为在粉饰、教条、自我吹嘘、自我慰藉的“酱缸”里泡了几十年,我才在极端不耐中开始写“野火”,但是立即招来质问:为什么只写坏的?光明面为什么不写?人民很勤奋呀,政府很努力呀,社会很安定呀!为什么一面倒?是“别有用心”吗?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

十五岁那年看到赫塞那句:“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初恋的青年;实践着伟大英雄的行为,却没有能力去履行日常的无聊乏趣功课”。我就泪眼汪汪。二十一岁看到《夜游》里的麦珂说的:年长的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对年轻人嫉妒得要死。他们除了想尽办法折磨年轻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气的法子了。   

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

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

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术创作里来。

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美国的壮阔得天独厚,自然景观从沙漠峡谷到鳄鱼丛林,变化无穷,不是小小的西德所能比。但德国的美不在它粗犷原始的大自然——千年的耕耘垦植,哪有“原始”的余地!德国的美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

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特别的沉重。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

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最大问题。

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长期要做的工作。

这需要培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

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龙: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

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

“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

极权的势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莲,无声无息地在那里滋长,如果没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这种恶势力铲除,它就会像布袋莲那样突然之间,不声不响满布着整个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