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起来，知识付费开拓了一种新颖的知识传授渠道，以非常有效的市场化手段提供知识产品，满足了大众的求知需求，这是值得称道和鼓励的创新。
初看起来，知识付费开拓了一种新颖的知识传授渠道，以非常有效的市场化手段提供知识产品，满足了大众的求知需求，这是值得称道和鼓励的创新。
希腊哲人柏拉图曾对“知识”（episteme）与“意见”或“信念”（doxa）做出重要而著名的区别，自此之后，无论是否接受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也无论对知识做出何种定义，知识被普遍认为具有特定的品质或满足特定的标准，不能混同于一般的见解、观点、想法或信念。
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批判理论到后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尤其是福柯对知识/权力的研究论述），都揭示了知识生产与传播从来不是单纯自主的，而总是涉嫌与各种权力与利益的复杂纠葛。
“大规模文化的生产领域，服从于占领最大可能市场的竞争规律，而与此相比，受限生产的场域倾向于发展其自身的产品评价标准。
无论是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还是中世纪欧洲的神学研究与传授，知识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事业。近代以来，市场与国家都更深地介入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推动了知识大众化的进程。
。而这桩生意又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兴盛。可以说，正是狄德罗（及其启蒙贤哲的盟友们）与书商庞库克的共谋合作，才推动了这场伟大思想运动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启蒙运动远不是纯洁无瑕的，其中有商业逻辑的“威逼利诱”，也有与政府的交易、妥协与周旋。
商业逻辑支持知识的大众化，这既可能使知识“庸俗化”，也会让知识获得强健的生命力。
在我看来，网络在线教育将会带来一种结构性的变革，就是从“传授者中心”向“接受者中心”的转变。
其次，网络时代带来传播方式的一个结构性变化：从“一对多”（one to many）的中心辐射方式，转向“多对多”（many to many）的去中心化的发布方式。
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准入门槛大大降低。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具备某种“稀缺性”的专长知识，就可能成为潜在的生产者和传授者，进入知识市场。
知识的价值也无法等同于其市场需求价值。知识市场的消费需求很难清晰体现知识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发现真理），甚至难以全面反映其功用价值。
但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
新近出现的流行术语往往含义模糊不清，也容易被误用和滥用，
“后真相”一词迅速流行，使用频度比上一年上升了2000%，因此被《牛津词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在词典中，“后真相”（post-truth）定义是：“关涉或表示这样一些境况（circumstances），在其中，客观事实比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对公共意见的塑造影响更小。”
在这个后真相政治的时代，很容易自行选取数据材料（data）而达成你所喜好的任何结论。”[1]
后真相问题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在笔者看来，最为相关的哲学渊源是一个多世纪前尼采对事实真相客观性的挑战。尼采曾在《超善恶》的序言中写道：“视角（perspective）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而在其遗稿“札记”（Nachlass）中，他留下了著名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这个被哲学界称为“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观点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也为今天的后真相时代埋下了伏笔。
没有所谓“真正的尼采”，只有对尼采的各种阐释）。有人认为，尼采在根本上反对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因此，他彻底否定事实本身的存在。
视角主义与后真相问题还具有一个重要的关联线索，可称之为“视角制造事实”的思路。
在专业哲学领域中，关于现实世界是否存在，我们的知识是否建基于符合客观现实的反映或认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现实具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存在着持久而复杂的研究和辩论，形成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不同观点以及各种立场的组合，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
，知识可以获得严格的客观性检验。依靠这些朴素的观念，人们大多可以理解自然世界的现象，也能够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视角主义的启发意义在于，真相的“客观性”依赖于“共同视角”，如果我们大多数人能够共享相同的视角，那么作为“合理幻觉”的客观性仍然能够维持。
好消息是，人类在许多问题上分享着共同的视角，由此达成的共同阐释可以作为“客观事实”被接受；但坏消息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总是具有共享的视角，一旦彼此的视角存在严重冲突，仅仅诉诸事实真相对解决分歧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真相本身恰恰是分歧的焦点之一。
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
文化保守派人士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阐释……
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
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公民肯认最低限度的共享价值和政治规范原则，这在根本上需要在公共文化中养成。
如果以教条主义方式来解读，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那么固执己见和无休止的分歧将是宿命性的后果。
德瑞兹纳指出，今天的知识阶层已经不再可能像20世纪50年代《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撰稿人那样远离市场、社会或国家，而是受到多种力量的显著影响。
作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
因为健全的民主需要品质优秀的公民：平等尊重他人，善于理性对话，在公共事务中能超越私己的利益与偏见、积极参与公共协商，必要的时候还能为公益而牺牲和奉献……这样优秀的公民又如何可得？似乎并不比期待一位英明君主更少幻想色彩。 在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
。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的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在米勒看来，首先是将政治对手“非法化”。指控自己的竞争者“非法”并不是在表达政策分歧（政策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而是将政治对手妖魔化，“揭露”他们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败。
首先，有人相信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相比更具“直接民主”的倾向，这会使政治更贴近民众。
但借助历史之鉴，我们得以勘察那些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规政治机制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包括：对自己国家特殊的爱和认同，对这个国家及其同胞之福祉的特殊关切，也常常引申出为祖国的利益和兴盛而奉献的意愿。
首先，利己主义指向个体的自我，而爱国的对象是一个共同体，后者可能蕴含着（前者不具有的）关怀和奉献等利他主义的品格。其次，利己主义的道德疑点在于“损人利己”，在于不公正地对待他人（比如将别人完全当作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而爱国主义并不一定要取“损别国而利本国”的方式。
由此看来，道德评价的要点不在于是否自爱，而在于如何自爱
而温和理性的爱国主义主张所有国家之间的平等尊重、互利互惠，完全可能与普遍的道德原则相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