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
不幸的是，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
不幸的是，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这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
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
检验任何理论的最终手段是看它能否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事件，所以我花了大量笔墨将我的观点与历史记录进行对照，着重讨论自
1895—1945年间的日本帝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
可惜没有人来写十九世纪前的中国
对于所有现实主义者来说，盘算权力是国家考虑周围世界的关键所在。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权力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正如货币之于经济学。
第一，“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指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它们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
稳定的根基在于创设和维持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允许国家开展自由的经济往来。
第二，“民主和平论”声称，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24因此，只包含民主国家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国际制度提升国家间的合作前景，并能极其有效地减少战争的可能性。25制度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独立政治实体，不能迫使国家按可接受的方式行事。
战争固然可以被用来服务于自由主义的崇高目标，如反对专制、普及民主，但是如果战争仅仅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均势，从道德层面来说，这就是不正确的。这就使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概念为大多数美国人所诅咒。
而预测的结果并不乐观，中美两国安全竞争将愈演愈烈，周边国家大多会联合美国制衡中国。而且虽然很多人预测中美不会打仗，我却认为两国很可能爆发战争。
日本、德国和苏联是为我的理论提供有力支持的最直接的例子。它们在征服过程中几乎一直在寻找扩张的机会，当它们看到机会时，一定会忙不迭地抓住它。
即日本在1868—1945年间一直在寻找扩张和得到更多权力的机会，而这种行为背后的主要动力是对于安全的考虑。
当日本打开门并试图和别的国家做生意时，它明白了所有的那些国家都非常具有侵略性。所以为了自己的防御，它把你的国家当作老师，开始学习怎样能有侵略性。
不管日本还是俄国，谁都不能在朝鲜占上风，主要的原因是朝鲜的决策者们巧妙地使两个大国互相争斗，避免自己被任何一方吞并。
当1937年夏天中日战争开始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可观的帮助。它的目的是让日本在与中国的消耗战中陷入泥潭。
当然，国家不应该发动它们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但是确切地预测战争结果最终将会怎样是困难的。
大国寻求并抓住机会来改变均势，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然而，这些例子支持着我的观点，即国家不会因为获得权力多了就放弃对权力的欲望，而且特别是那些强国有强烈地倾向于寻求地区霸权的愿望。
对此，霍布斯说得好：“自然界中所存在的只有现实，过去的事物只能在记忆中存在，而未来的事物则根本不存在。”2所以必须用理论来预测世界政治中可能发生的情况。
意图就不一样。国家永远不能确定别国的意图，因为意图在领导人头脑里，基本看不到，也难以测量。
生存不只是保持国家领土完整，虽然这个目标至关重要，还要保持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自主性。最后一点假设是，国家是理性行为体（rational actor），也就是说各国都能制定使本国生存概率最大化的战略。
所以大国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就是地区霸权（regional hegemony），也就是要支配其周边。如美国就做了西半球的地区霸主。虽然它确实是迄今为止世界第一强国，但它也不是全球霸主。
而是美国诸国父及其后继者深谋远虑，有意追求美洲霸权的结果。说到底，他们实践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
1819年从西班牙手里买下佛罗里达，1803年向法国购来今天的美国中部。1845年美国吞并得克萨斯，接下来1846年与墨西哥开战，从战败的墨西哥取得今天的美国西南部。同年又和英国达成协议得到太平洋西北地区（Pacific northwest）[1]，最后1853年通过加兹登购地（Gadsden Purchase）[2]从墨西哥额外得地。 而且美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候都在认真考虑要征服加拿大。1812年还真入侵了加拿大，意在征服。加勒比海有些岛屿要不是当时该地区奴隶无数，而北方各州不愿联邦内蓄奴州（Slaveholding States）增多，也可能早已变成美国的一部分。所以事实明摆着，19世纪时所谓爱好和平的美国扩大领土的事迹，有记载的历史上鲜有望其项背者。无怪乎1941年6月德国侵苏之后，希特勒时常援引美国向西扩张的先例。他说：“在东方，美国征服新疆土的历史又由我们再现。”
但更可能的情况却是，中国会寻求发展经济，挟强大的国力为邻国划定可接受行为的界限，并明示要是邻国不守这种规矩，就要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一方面是因为事实上不管中国怎样释放善意，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确定中国真正的意图现在是什么，更不用说未来。
这一问题又因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而变得更加严重，安全困境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用来增进自身安全的手段往往最终有损其他国家的安全。
所以中国的各邻国都很可能将中国改善其军事态势的任何措施不仅当做中国一心追求强大进攻能力的证据，而且也当做中国有进攻意图的证据。
中国外交家崔天凯的说法是：“我们从未主动挑事，仍处于和平发展道路上。如果你仔细看看过去几年的事情，会发现都是别国开启争端的。”26他这话确实对。近几年大部分麻烦确实都是各邻国而不是中国挑起的。
换言之，生存的强制力量比繁荣更强，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逻辑往往胜过基于经济强制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邻国会制衡中国。46
有时一个民族不仅觉得自己比其他民族优越，而且最后还厌恶其他民族。我把这种现象叫极端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也就是相信其他民族不仅低劣，而且危险，所以必须严厉对待，甚至残酷对待。
安全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倾向于导致有关各民族国家的人民相互妖魔化（demonize）。
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领导人更加倚重民族主义来保持群众支持政权57。
事实上，许多中国公民自主选择了热情接受民族主义观念。学者葛小伟（Peter Gries）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种真正大众的民族主义，不应当将其混同于国营或官办的民族主义。”58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强大，就是因为它既是自上而下的现象，又是自下而上的现象。
其一基于一种文化理论，其支持者称中国的儒家文化可以让迅速发展的中国避免与邻国和美国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另一种说法建立在常见的自由主义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该说法认为，冲突不大可能发生是因为亚洲主要国家及美国的经济都交织在一起，所以若是开战，就威胁到了对它们都极其重要的繁荣。
中国人中间特别流行一种观点，说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是因为其文化深受儒家影响。他们说儒家思想不仅讲道德、讲和谐，而且明确禁止侵略邻国，但却强调自卫。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历史上一直按照儒家原则行事，不像欧洲各大国、日本或美国那样发动进攻战争追求霸权，并基本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行事。中国相比之下一直礼待别国，不事征伐，行王道而非
更重要的是，少有历史证据表明中国一直按儒家思想的原则行动。相反中国过去的表现就和其他大国一样。
有人说孔孟提倡‘非战’，反对一切战争。其实孔孟并不反对一切战争，而只反对非正义战争，他们支持正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