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划出北纬“三八线”给日后半岛的分裂埋下了重大隐患。

李承晚政府成立后,美国虽撤销了占领军政府,并把权力移交给大韩民国政府,却有意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把韩国军事、政治、经济等重要部门置于其控制之下。驻韩军事顾问团就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顾问团之一,其规模仅次于驻土耳其的顾问团。

李承晚政权为了忠实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在国内建立并加强独裁统治,不仅大规模镇压人民运动,而且还不择手段地排斥一切异己势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李承晚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金九的杀害。[

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围绕采取“总统中心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产生的对立和冲突是韩国早期政治史的主要特征。

大韩民国建立初期,由于李承晚的专横和独裁,《大韩民国宪法》所规定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实际上很快就被践踏和破坏,韩国政治陷入了以倾轧和冲突为特征的失衡状态。

以金性洙、白南勋为首的韩民党和以申翼熙为首的大韩国民党发表了两党合并声明,确定新党名为“民主国民党”(简称“民国党”),并逐步扩张其在国会和政府中的势力。到第二届国会末期时,民国党在国会已占有69个席位,成为主张责任内阁制、反对李承晚集权的院内第一在野党。

促成“土地改革”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的世界战略。在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情况下,美国认识到如果不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那么任何政权都将无法稳定。

美国认为必须对农地进行彻底的改革,通过将归属财产处理与土地改革相结合的方式,促使地主阶级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转化。

因此,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美国的推动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是朝鲜进行的无偿没收、无偿分配的土地改革,使韩国农民对土地改革的要求更为强烈,也迫使韩国进行土地改革。

三是韩国农民的反抗斗争逼迫李承晚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四是土地改革能直接打击李承晚的最大政敌——韩国民主党,因此也符合李承晚的政治利益。[8]

政府设计的目标是有意识地将农地改革与“归属”财产处理相结合,积极引导地主把土地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以此推动韩国现代化的进程。

从1949年11月起,李承晚政府在对左翼势力全面加强镇压的同时,改变了对游击队的“讨伐”战术。为了切断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韩国军警一方面对接近游击队控制地区的山野村庄实行焦土政策,大量焚烧农民房屋,或者把附近地区的农民集体迁入“战略村”,禁止居民夜间通行。

另一方面,政府调动5个国防军联队,发动陆海空军“立体作战”。由此,游击队遭到了巨大损失,南劳党组织和民主进步力量也受到了致命性的破坏和打击。到1950年3月下旬,游击队付出了惨重代价。

朝鲜半岛原本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的冷战对峙致使半岛被人为地一分为二。由此,“三八线”两侧同时存在着两个相互敌对而又各自主张自己才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政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从国际的角度看问题,苏联是这场战争真正的获利者。日本是另一个受益者,在战争“特需”的刺激下,日本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并重新武装起来。日本被拉入针对中国和朝鲜的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这样,韩国作为西方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哨继续使日本受益。

朝鲜战争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使朝鲜半岛的分裂长期化。朝鲜战争最重大的后果是美军在韩国的长期驻扎。

美国在韩国无偿地占用了120个军事基地,其面积近1亿坪[35],占韩国全部土地的0.33%。[36]1955年1月,《韩美军事援助协定》成立。同年

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与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从东京迁至汉城。1957年6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放弃停战协定第十三条禁止缔约双方增强军事力量的规定。

80年代,韩国电影业开始复兴。韩国影片《深蓝色的夜》《为什么菩提达摩到东方去》等相继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蜚声世界。90年代林权泽导演的《西便制》(1993年)荣获第一届上海

韩国的电影配额制为本国电影充当了保护伞的角色,为保护本国电影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配额制规定每年至少143天放映本国电影。美国为了让韩国取消电影配额制多方施加压力,韩国的某些官僚和议员也趋炎附势。美国又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先决条件向韩国施加压力,要求取消配额制。韩国政府于2006年1月突然宣布,从同年7月1日开始配额期限从146天减少到73天。

韩国的电视剧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巨大的成就。韩国电视剧大都以家庭为主,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在内容上注意伦理道德与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制作上注重画面的完美和音乐的和谐。

在整个50年代,法定汇率虽多次大幅度下调,但韩币的实际币值估计仍然偏高。同时,为了保护国内产业,政府维持高关税并实行各种限制进口数量的规定。这些政策和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进口替代消费资料产业的发展。

停战协定签订后,根据1953年2月韩美会谈达成的协议,作为“从半自由、半统制的管理经济体制向自由经济体制转换”的一环,韩国政府决定除通信、交通等公共事业外,其他由政府经营的一般性归属资产迅速实行民营化。

李承晚欲以“四舍五入”修宪确立终身总统制。美国支持下的官权与金权勾结是李承晚政权得以存在和推行独裁统治的基本条件。

面对韩国新闻界对“四舍五入”修宪和总统选举中舞弊行为的揭露,以及反对党的重新集结,李承晚政府于1956年颁布了《国政保护临时措施法》。妄图以此进一步加强新闻统制,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

李承晚政府对国民的呼声不仅充耳不闻,而且开动国家专制机器向革新力量疯狂反扑。1958年1月,韩国陆军特务队以所谓“北朝鲜间谍罪”逮捕了进步党正副委员长曹凤岩、朴己出和其他主要干部及革新政界要人。

后者将现行《国家保安法》全文由六条扩大为三章四十条,外加两条附则。根据该修正案,凡是反对李承晚的个人或团体,均被视为反政府嫌疑,要受到最高刑罚的惩处。“国家机密”与“情报”的概念不仅包括军事方面,而且还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甚至连国民揭露李承晚和自由党的腐败和恐怖行为都可能被判处10年徒刑或极刑;凡“诽谤”总统、国会议长、大法院长者,均被视为“不敬罪”,要判10年劳役。

《国家保安法》修正案一经提出,就立即遭到了全民的广泛反对。1958年11月,汉城各大报社、通讯社主编和编辑局局长集会,一致谴责该法案侵犯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要求立即撤回提案。11月23日,民主党发表声明揭露该修正案歧视反对党、威胁国民正常社会生活的反动本质,呼吁人民奋起为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而斗争。

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对国家继承权的争夺,这种关系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涉及政权存亡的根本问题,它反映了冷战时期东西两个集团的矛盾和斗争。

马山近海发现了被警察催泪弹穿透眼睛而死的17岁少年金朱烈的尸体,立刻引发了“第二次马山事件”。2万多愤怒的群众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李承晚下台,大有转变为武装起义的态势。同一天,大邱等地也爆发了打倒李承晚政权的示威,参加人员达到15万人之多。不久,汉城的学生和市民也起来响应。4月18日,高丽大学的4000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当局屠杀马山市民和学生的暴行。高丽大学学生示威队伍突破重重警察封锁线,到达国会议事堂静坐示威。晚上,高丽大学学生示威队伍于归途中突然遭到自由党豢养的暴力团和特务的武装袭击,致使20余名学生身负重伤。高丽大学学生的流血事件直接引发了以汉城为中心的全国大规模的学生起义。[29]

在汉城,几乎所有的大学校园都出现了号召奋起抵抗的壁报。在壁报的号召下,汉城大学、建国大学、东国大学、高丽大学、汉城师大、中央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庆熙大学、淑明女子大学等高校和以东城高中为中心的各中学学生都陆续来到了国会议事堂。

至此,韩国现代史上的第一共和国宣告结束。“四月革命”是韩国现代史上唯一通过学生示威游行推翻独裁统治的事例。

在选择国家形态上,民主党不能根据李承晚政权垮台后的客观形势做出适时调整,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议会内阁制的修宪和组建内阁责任制的政府上。结果,民主党政权在诸多棘手问题面前软弱无力甚至束手无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失望和强烈不满。

因此,当李承晚被赶下台后,警察受到了全面报复,致使警察机构陷入瘫痪,社会治安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取消了对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活动的限制,被压抑的社会情绪急速反弹。许政过渡政府把定期报刊许可制改为登记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各种报刊从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1959年的615种迅速增加到1961年的1573种,记者人数更是多达16万人。

一个国家如何处理政党、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是国家和政权存亡攸关的大问题。

从日本长期的历史视角看,日本与韩国具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因此,仅就韩国政权实行‘反共主义’这一点,也是想给予支持的”。

朴正熙和金钟泌推进“民政移让”的过程也是朴正熙巩固其已夺取的权力、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过程。

这些北方出身的军官对北方政体极端仇视,“具有以反共为第一国是和强烈的固守安全利益的意识”。与他们不同,出身于南方的朴正熙与金钟泌虽也有很强的“反共意识”,但他们追求的不是均衡与调和,而是发展和增长。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韩国的发展,更注重现实利益,是地道的实用主义者。

新宪法加强了总统权力,把国务院降为一个顾问机构。总统有权任免国务总理,不必征得国会的同意;总统有权动员军队维持公共安全和秩序;任期4年;取消副总统职务;新设副总理职务。同时,新宪法废除了两院制国会。国会选举法把全国划分为131个小选区,另有44个席位按获得较多议席的各政党得票比例进行分配,前者称地域区议员,后者称全国区议员。

朴正熙认为美式民主制度并不符合韩国的实情,也不能使韩国社会美国化。

总体而言,朴正熙政权强化权力的目的主要是排除威胁其存在的社会政治势力,力求政局稳定,以集中和动员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在朴正熙的支持和保护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尽量不受国会与政治斗争的影响,完全交由专门的技术官僚裁定。韩国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是经济企划院。经济企划院是贯彻朴正熙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带有“公益优先”价值取向型经济政策的强大工具。

1967年,他曾明确表露“绝对不能交出政权”。[9]但是根据1962年的宪法,总统只能连任一次,而且只有得到国会议员总数2/3的同意,才能修改宪法中限制连任的规定。

两次。“三选改宪”可谓是朴正熙个人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是他最终走向自己过去曾猛烈抨击的李承晚长期执政体制的起点。

朴正熙政权选择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指导资本主义”体制,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导向是背道而驰的。

现代化理论认为,外向型战略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美国为贯彻上述政策,运用多种途径向朴正熙政权施加压力。[18]在这种情况下,朴正熙政权只能屈从于美国政府的压力,经济开发计划预计的资金均由外资来充当。

朴正熙政权发展战略的转换,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战后,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化为朴正熙政权转换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冷战背景下,美苏两国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愈演愈烈。华盛顿认为,莫斯科的挑战“不仅是阴谋夺取政权或军事政变,而且是共产主义为不发达国家提出的那种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极权主义模式”。[

美国必须以对外援助和工农业国际开发计划来告诉“新兴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至少能够和社会主义道路一样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

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选择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使美国既可以维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又可以继续保持和加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对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有极大的吸引力,让他们看到了发展的希望。而且令他们更加振奋的是,他们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西方国家经历几百年才取得的经济繁荣。

越南战争也给韩国带来了不利影响。第一,韩国充当了镇压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帮凶。韩国背负上了美国雇佣兵的骂名,对此韩国没有进行争辩的余地。第二,韩国军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越南战争期间,韩国军队有4000多人战死,1万多人受伤。

越南战争也给韩国带来了不利影响。第一,韩国充当了镇压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帮凶。韩国背负上了美国雇佣兵的骂名,对此韩国没有进行争辩的余地。第二,韩国军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越南战争期间,韩国军队有4000多人战死,1万多人受伤。另有枯叶剂被害者2万多人。第三,韩国军队对越南人民施暴,留下恶名。近几年,韩国进步媒体《韩民族日报》揭露了韩国军队在越南屠杀平民的丑行,其总数高达5000多人。[65]

世界银行总裁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个神话。第一个是建设高速公路,第二个是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第三个是为国家元首建立纪念碑。”[82]言外之意就是将不支援这类建设项目。但朴正熙认定高速公路

京釜高速公路象征着“汉江奇迹”,而“全泰壹事件”则象征着严重的人权问题。[

浦钢贯彻的不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而是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

这一事件也唤醒了知识界的意识,使他们注意到在经济奇迹的辉煌下被掩盖着的饱受苦难的千百万工人问题。[

10月,首都警备司令部30名军人擅自闯入高丽大学,非法带走了5名学生。于是全国5万名大学生走上街头。10月15日,朴正熙发布卫戍令。

城市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受惠者,他们平时虽有民主的情结,但在危机时期政治上倾向保守。70年代初以来,他们在政治态度上与反体制的学生团体间的隔阂进一步扩大了。“维新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多数议员选举产生,议员任期6年;国会1/3的席位由总统推荐,“

一方面,权威主义独裁体制的维持需要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强化威权主义体制。总之,维新独裁为韩国70年代重化学工业政策的强有力推行提供了政治保障。

自60年代以来,韩国出现了一连串的“公安事件”。所谓“公安事件”,大多是韩国行政当局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为转移人们的视线而蓄意制造的政治事件。

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韩国的经济在70年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般说来,政治民主化进程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

对此,当局立即以“企图颠覆政府罪”拘捕了尹潽善、金大中等20人。

韩国民众的心态也从60年代的“面包”需求逐渐转变为70年代后半期的“民主权利”需求。[

实际上,朴正熙实行的独裁体制本身就充满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体制一旦不能实现经济繁荣,自然就会被唾弃,然而即便实现了经济繁荣,但随之而来的也将是韩国国民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因此,独裁制度最终将会被扫进历史的坟墓。

要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首先必须夺取对军部的控制权,搞掉掌握军队实权的郑升和将军。全斗焕一伙决定在崔圭夏—申铉碻政府成立前和在金载圭最后陈述前采取行动。他们以涉嫌“10·26枪杀事件”为由对郑升和进行拘捕和调查,然后逐步夺取国家最高军政大权,以避免金载圭被无罪释放而使局势发生逆转。

有的外国记者曾经是越南战争期间的随军记者,他们评述光州的惨状超乎想象,比越战还残酷。[31]

这表明安全问题与民主化发生“冲突”时,美国优先选择前者。

光州抗争使韩国民众反抗独裁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民主化运动势头也因此高涨。它推动了韩国全国性的民主化运动,并把民主价值和意识扩散到全社会,创造了转向民主化的决定性契机。同时,它也给军部权威主义力量的基础和合法性予以决定性的打击。

由于民主力量无力施加影响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第五共和国实际上是第四共和国的继续和延伸,与“维新体制”没有质的不同。如果

同时,韩国人民中长期滋长着的反美情绪也最终发展成为反美运动。韩国人民已不再把美国视为民主的捍卫者,而开始把它看作独裁权力的庇护者,并且日益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和反对美国强权政治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早在1984年11月,金大中就公开告诫韩国公众:“争取民主的斗争应该是非暴力的”,韩国的激进趋势“只会为独裁者提供难得的口实,借以扑灭民主运动。”

实际上,据韩国技术专家研究,金刚山地区根本不可能修建如此巨大容量的水坝,当局制造这个事件的目的是要造成某种便于压制人民的政治气氛。

朴钟哲被拷打致死事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斗争。[56]1月19日,在共同议长金大中、金泳三的带领下,“民主化推进协议会”进行了48小时的静坐示威;

揭露朴钟哲被拷打致死的真相和围绕朴钟哲追悼会与当局斗争,对政府实施酷刑和捏造亲共罪名的行为进行斗争,拒付“韩国电视公司”(KBS)收视费的运动,1000万人签名运动合法化的成功,这些是韩国“恢复民主斗争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他流着血依偎在同学身上的照片被刊登在6月10日各大报纸的头版,成为抗争的催化剂。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6月10日至26日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多达830多万。警方逮捕示威游行群众17244人,向示威群众施放催泪弹35万多发。[60]在示威群众与警察的流血冲突中,有6000多名警察和示威群众受伤,近300个警察机构被示威群众捣毁,164辆汽车被烧毁。这是韩国现代史上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的一次政治斗争,是民主力量与权威统治势力最大的一次冲突,通称为“六月抗争”。抗争的巨大压力,最终推动了韩国从权威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宣言震惊了韩国朝野,一直为民主化而斗争的国民和在野党表示欢迎。宣言的核心内容是接受总统直选制和恢复金大中的政治权利。

1986年11月,全斗焕说道:“军队就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当上总统以后也惧怕军队……年轻军官的魄力很可怕。”[71]张世东解释全之所以没有动用武力,是因为“熟谙军队”。1987年6月28日,全斗焕谈道,“如动员军队,总有政变危险”。[72]卢泰愚坦言,“无法确定动员起来的军队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并说“直觉告诉我,如果动员军队,政权只能垮台”。[73]在“六月抗争”时期,没有出动军队的最大理由就在于此。

在这一点上,全斗焕与朴正熙多少有区别,后者是一个为维持独裁体制不顾后果的人。

但是,这个时期韩国经济自由化名不符实,由于体制未发生大的变化,许多法规根本不能兑现和落实,政府控制一切的局面依然存在。

各方面依然如故,任何一个商人只要失去政府的支持,他的银行贷款就会中断,税务调查就随即而至,要不了一年就会破产。反而,一文不名的人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几年之内就会成为商业巨头。

长期以来,政府通过作为经济政策重要统制手段的银行,供给企业开发资金,银行通过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吸收人民的积蓄,而财阀利用金融的前述特性与国家权力勾结,设法最大限度地获得低息贷款,在通货膨胀发展的过程中,勤劳者的财富转移到财阀手中。

另外,分配领域的不公正情况也在发展。政府哄抬起来的不动产价格暴涨,更使分配不均雪上加霜。地价的大幅度提升使财阀们轻易地获得巨大财富。

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例如,它一方面支持韩国的政治犯,但同时又无保留地支持独裁政府,对待金大中就是个生动例子。自金大中被中央情报部绑架以来,他一跃成为国际知名人士,而且成为一个国际的“被绑待赎的人质”,韩、美、日三国政府无耻地把他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在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后,全斗焕和里根充分利用这个“待赎的人质”,建立起了他们之间的紧密合作,修复了韩美间的密切关系。[

美国以支持独裁统治为代价,为一个原本无辜的人换得了无期徒刑;全斗焕则利用里根的支持赢得了总统选举,而且后来全斗焕又以对金大中减刑、监外就医和允许赴美治疗为筹码,换取舒尔茨访问韩国。

与政治关系不同,韩美经贸关系摩擦不断。

与政治关系不同,韩美经贸关系摩擦不断。首先,它表现在汇率问题上。70年代后期以来,韩国当局出于贯彻“出口第一”政策,一再使韩元贬值。低比值是促使韩国出口激增、贸易地位提高的重要因素。1986年,韩国对外贸

里根政府借机警告韩国:若再不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美国将采取贸易报复措施。韩国为避免摩擦进一步升级,答应从1988年后5年内降低关税,即从平均的18.1%降至1993年的7.1%,与主要工业国家持平。

1980年“光州事件”的发生是80年代韩国人反美情绪高涨的一个直接原因。韩国史学家认为,以美国在全斗焕政权建立过程中给予帮助的事实和镇压光州民众抗争的部队若无美国同意是不可能行动的认识等为基础,原来被禁止的反美运动开始公开地进行。光州屠杀以后,韩国人的反美情绪成了一种以学生、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心,并在农民、都市平民甚至宗教界人士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普遍存在的倾向。

他们对北方和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能更客观地看待战后历史。与韩美间的安保问题相比,他们更关心南北统一问题。[

美国人对韩国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韩国无私的关心。

自80年代起,韩国人开始强调恢复民族自尊心,发扬韩国民族文化,提倡传统价值观。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使韩国民众越来越看清了美国价值观的真面目。许多韩国人已经认识到美国一直在“追求一种对韩国人民巧妙的、隐伏式的文化霸权形式”;韩国人日益厌恶美国文化,主张摆脱美国思想文化的控制,弘扬韩国的传统精神,维系牢固的文化和历史纽带,保持高水平的民族性。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把保卫韩国文化上升到维护政治主权的高度,认识到“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助舆论和在野党,卢泰愚撤换了与“双十二政变”和“5·18光州事件”有关的将领,80余名高级军官调换了职务,一些要害部门被改组,保安司令部被改编为机务司令部。全斗焕的亲信基本上都从要害岗位被清除,卢泰愚的亲信掌握军部。经过上述变化,新军部的核心“一心会”分裂为全、卢两派。

全斗焕的第二个安排是民正党单独予以通过的《国家元老咨询会议法》。按照该法律,前任总统担任国家元老咨询会议的议长,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干政。这意味着全斗焕卸任以后要做太上皇。可是全斗焕的这个企图被卢泰愚一下子就破灭了。

卢泰愚上台以后,断绝与全斗焕关系的第一个措施是国会议员候选人资格的推荐。在韩国,要竞选国会议员必须经过党总裁的推荐。卢泰愚利用党总裁的推荐权大举安排了自派人物,全斗焕一派全被挤兑。

经过事前的讨价还价,决定由全斗焕掏出89亿韩元,

尽管如此,人们运动的整体水平还是有了不少提高,特别是在工会运动和农民运动方面表现突出。

企图通过与反对党实行妥协来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渡过难关。这在韩国政治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从

中产阶级偏好安定的社会心理,比起令人“生畏”的变动与改革,更倾向保守主义。

卢泰愚政府实行土地公共概念制度。即为了提高国民福利和社会正义,虽然认定个人对土地的财产权,但根据情况,规定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利用土地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化转型禁止对劳动者的残酷镇压,使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此项被称赞为“割断脐带”的改革对于斩断现军政体系与第五、第六共和国的“血缘”关系,消除再次军事政变隐患,从而建立起保持政治中立的现代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金钱政治”是韩国政治秩序的代名词。韩国军官大多出身于官费的士官学校,他们毫无成本观念,因此为维护统治所收敛的政治资金规模也特别大,其受贿数额令世人震惊。例如,1992年初,现代财团名誉董事长郑周永披露,他“曾向历届最高当权者捐款。在第六共和国时期,每年中秋捐20亿元,年终捐30亿元。1990年,中秋捐50亿元,年终捐100亿元”。[13]而那些以向政府捐款换取优惠条件的企业便在经营中偷工减料,偷税漏税,千方百计地盗窃国家财产。因此,韩国屡屡出现楼房倒塌、桥梁塌陷和煤气爆炸等恶性事件。

腐败是独裁政治与垄断经济的结合体。

作为“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标志,1993年8月12日,金泳三发布了《总统关于金融真名交易与秘密保障紧急命令》。宣布自当日起,所有的金融交易必须以真实姓名或是批准的正式名称进行,即实行金融实名制。[28]这个行动可谓金泳三政府最大胆的举措,影响深远。

韩国的金融自由化有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资本压力的背景,同时也是本国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府官员和财阀所希求的。[

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大体实现了金融自由化,但由于金融结构调整严重滞后,政府对金融机关的统制和监督显著减少,商业银行又习惯于接受政府的指示,不能提高对信贷的事前审查和事后监督能力,再加上疏于对缺乏基本金融业务经验的综合金融公司的管理,金融危机袭来时就难以招架。

1995年10月韩国的贸易额在历史上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并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好评,但以圣水大桥断裂和三丰百货店倒塌为爆发点,国家经济上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

11月13日,姜庆植在金仁浩、李经植等人的参加下做出了“申请IMF支援不可避免”的判断。14日,总统决定采取政府行为收拾局面。[33]

金融危机使整个银行系统近于崩溃。在全国金融机构500万亿韩元的总贷款中,不良债权1997年底达69万亿韩元,到1998年3月增至118万亿韩元。

“官治金融”是导致韩国短期贷款和借款过大的根本原因。韩国的金融机构包括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开发银行、中小企业特别银行与其他非银行监督机构。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大多由政府控股,只有地方银行及非银行是纯私有性质。但是长期以来,韩国一直把银行看作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工具。韩国银行名义上是中央银行,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但实质上其权限被政府垄断,银行的业务都受制于政府。[

在汇率暴跌之前,外资的短期融资急剧增加是一个危险信号,投资方有可能因风险增大而撤走短期资金。加上

1997年的金融危机将这一弊端暴露无遗。政府由此转向旨在减少干预、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场秩序、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上。政府的这种由主导经济向重点规划经济的角色转变,使三星等大企业脱颖而出成为知名的跨国公司。

在韩国,金融业的职能仅是执行政府指令的工具。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扭曲与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经验表明,经济自由化不是应对深入现代社会所有领域的全球化经济的唯一处方,也不能帮助韩国有效地走出90年代中期的低迷状态。“明智的政策是在某些方面利用它,而不是向其开放所有的闸门,或者在与它做无畏的斗争中设立巨大的堤坝”。

随着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国民对分配问题的认识也从“平等分配”向“公正分配”转化。

金宇中的没落意味着通过借贷扩大企业规模和会计欺诈等经营方法不再有效,这不仅反映出高速增长神话的阴暗面,而且体现了一个时代经营方式的终结和新时代经济法则的启动。

1997年的经济危机迫使韩国经济进入由

1997年的经济危机迫使韩国经济进入由汉江模式向英美模式转变的过渡时期。汉江模式已在韩国经济的诸多方面失去了有效性,但是韩国尚未建立完备的英美模式。

韩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投入巨资在计算机、半导体、机器人、电信等信息产业相关领域的研发上,并且在信息产业的部分领域占据了国际领先地位:在机器人领域,韩国的技术是在世界上属于领先地位的;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国际上现有的内存条大部分是由韩国生产的;在通信领域,韩国在宽带互联网建设方面也位居世界前列,已经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三星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现代韩国技术发展进程的缩略图。环视当今世界电子企业巨头,其中最被称道的公司有两家:一是美国的苹果公司,一是韩国的三星电子。

韩国从1977年开始生产集成电路,比美、日分别晚16年和11年。1984年直接进入64K DRAM生产,跃入VLSI时代,1985年开始生产256K DRAM,1986年量产1M产品,大约用了12年时间便赶上了日本的技术水平。

90年代掀起以TFT-LCD为代表的平板显示器浪潮。三星不甘落后,紧跟日本夏普公司,于1995年推出22英寸LCD屏,1997年上市30英寸屏,1998年开发出高清LCD电视,并出口美国。尽管三星在监视器、笔记本电脑用LCD产量方面略输于LG公司,但在电视和公共显示用的大尺寸LCD屏领域则君临天下。

2000年,韩国已经进入了65岁以上老人比例超过7%的老龄化社会。据估计,2018年将会进入老年人比例超过14%的高龄化社会。在韩国,从老龄化社会转入高龄化社会呈现出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同一问题上,法国、美国、日本所花费的时间分别是112年、72年、24年,而韩国仅用18年。随着高龄化社会的到来,老人自杀率逐渐升高。统计厅的资料显示:2005年在29个发达国家中,韩国的自杀增加率位居第一,自杀死亡率位居第四。

李明博的当选意味着执政十年的进步政权被右派政权代替,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关注已从理念转移到经济发展上。

46.9%的人认为是解决两极分化,32.8%的人认为是经济发展。

烛光示威留下了两个经验教训:一是政府没有营造氛围就急于签订牛肉协定;二是政府没有认真思考过农民团体和民众对协商结果的反应。

卢武铉政府在历届政府中是为福利投入财政最多的政府,它增进了社会均等,进而在少数人的人权、性别平等、户主制废除、弱势群体的保护等社会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一,李明博政府在其政策推进过程中不够尊重舆论和民意。第二,李明博的人事政策一直是争论和质疑的对象。第三,李明博政治领导能力的不足招致这一结果,他在世宗市修正案和四大江工程等国家课题的推进方面忽视政治妥协。第四,政府在天安舰问题的处理上显得好战而无能。[24]第五,大国家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在推荐风波和世宗市修正案中暴露无遗,引起国民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