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化，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于是人们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映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1982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化，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于是人们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映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在这里，波斯曼提出4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以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向善的能力？
他提醒我们注意科学技术进步的副作用： 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要打电话听他说话；倘若跨洋旅行的技术没有开发，我的朋友就不会坐海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电报来舒缓对他是否平安的担心。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我们的生儿育女强加了诸多限制，以至于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生育的孩子并不比讲究卫生之前多。与此同时，这又给我们婚后的性生活造成诸多困难……最后要问，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4]
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在《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垄断。换句话说，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仿佛是游戏，有输家也有赢家。在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让人心酸。
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
技术赋予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自由？谁的力量和自由又会被削弱？
在技术产生的社会变革中，企业家利用了普通美国人的乐观主义，他们竭力灌输大家共享却不太可能实现的希望。
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
学龄儿童已经习惯了电视的偏向，上学以后他们遭遇的却是印刷词语的世界。一种心理战随之发生，造成惨重的伤亡；不能或不愿学习读书写字的儿童，在简单的段落里都不会以逻辑结构组织思想的儿童，不能静下来听老师讲解的儿童，就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这些儿童之所以打败仗，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正在进行的媒介之战，是因为他们站到了错误的一方，至少是暂时站错了队。
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
但一切工具使用文化的主要特征都是相同的，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水力、风车和重轮犁头就是这样的问题；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例如城堡和教堂的修建、机械时钟的开发。
伽利略1642年去世，艾萨克·牛顿[25]在这一年出生。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安放的炸药将要炸毁中世纪世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牛顿点燃了引爆的导火索。接着的爆炸炸毁了亚里士多德的万物有灵论，连同他在《物理学》（Physics）里的一切论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培根本人并不是科学家，至少不太像科学家。他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做过任何拓荒的工作。他并未揭示任何新的自然定律，也没有提出一个新鲜的假设。他甚至对当时的科学研究并不通晓。他自认为开创了科学方法的革命性进步，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后人并不容许他享受这个美名。实际上，他最著名的科学实验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是因为这一次实验要了他的命。在一个风雪天，他与好友威瑟尔博恩（Witherborne）博士乘马车出游，看见地上的积雪时，他就自问：冻雪能否像食盐那样保存鲜肉呢？两人决定立即实验。他们买了一只鸡，掏空内脏，把雪塞进去。可怜的培根未能等到实验的结果，因为他当即受冻病倒，很可能患了气管炎，三天以后就不幸去世。有的时候，他因此而被认为是实验科学的殉道者。
为什么技术垄断论在美国大地上找到了肥田沃土？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
科学技术是进步的主要工具，在积累关于自然的可靠信息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会结束愚昧、迷信和苦难。结果，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使进步观念死亡。
技术统治文化解决了信息稀缺的问题，信息稀缺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信息泛滥的危险，它却不给人警示，因为信息泛滥的弊端并不是那么明显。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由此产生的文化仿佛是打乱了顺序的一副牌。奇怪的是，很少人注意到自己苦恼的根源，或者说即使注意到了，他们也不承认。
事实上，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尤其个人问题，很少是由信息不足引起的。然而，随着难以理解的问题增加，随着进步观念的淡出，由于意义本身成为令人生疑的对象，技术垄断论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信息
一切现代事物的许多特征都可以追溯到千百年之前，同理，信息充斥的源头也可以回溯千百年。有人说计算机技术开创了信息时代，在误导人的言论中，莫此为甚。早在16世纪初，印刷机就开创了信息时代。
这一切值得一提，因为机印书版式的革新是为了控制信息的流动，是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来组织信息，让信息排成序列。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机印书造成了信息危机，必须采取措施维持一定程度的控制。书籍形态的改变就是措施之一。
普通学校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几个，最明显的原因是，信息失控引起了焦虑和混乱，学校的迅速发展成为必要的回应。课程设置的发明就是逻辑的一步，目的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学校成为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它们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总之，学校成为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是印刷术意识形态偏向的一座丰碑。
我们可以发现识文断字、依靠理性的头脑这一类根本价值，这是印刷革命培养的价
我们可以发现识文断字、依靠理性的头脑这一类根本价值，这是印刷革命培养的价值：信仰隐私、个性、思想自由、公开的批评和社群的行动。
第一修正案的措辞设定并坚持公众的权利：公众不仅要获取信息，而且要控制信息，人民要知道如何用信息为自己谋福利。
这并不是说，“建国之父”们认为，信息不可能作假、误导或离题。但是他们相信，信息和思想的市场井井有条，公民足以弄懂耳闻目睹的东西。足以用理性评判信息和思想对他们生活的用处。
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它不能回答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对平常的问题，信息也只能勉强提供解答的方向。再换一种方式说，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也就是说，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当然，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适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
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当然，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适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我们的假设是，信息是我们的朋
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当然，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适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我们的假设是，信息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这个假设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
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
技术产生的信息压制文化时，文化试图把技术作为手段，以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目的，但事与愿违，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一切制度性苦难和压迫都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因为人的意识是由其物质处境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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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技术对医疗实践的控制，很少有医生会感到满意。许许多多的患者因为技术对医疗的控制而受到严重的伤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的因素：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利用。
可以肯定，技术对医疗实践的控制，很少有医生会感到满意。许许多多的患者因为技术对医疗的控制而受到严重的伤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的因素：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利用。第二，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第三，技术重新界定医生的身份，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对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进行重构。
我们不要忘记一位统计学家的一个故事：他试图涉水过河，河水水深平均4英尺，可是他淹死了。换句话说，在崇拜统计数字的文化里，天知道什么样荒谬绝伦的东西不会灌满豆腐渣般的脑子。
民意测验是统计学用于误测的另一种方式。正如统计学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测试产业一样，民意测验为“公共舆论”造就了庞大的产业。你也许一开始就承认，这样的调查可以说是可靠的，尤其是在问题非常受限的条件下，调查的方法可能是可靠的。比如，你准备投票选X还是Y？但说一种方法可靠并不等于判断它有用。对投票倾向的了解究竟使选举过程丰富多彩了还是意义降格了？这个问题尚待解决。然而，当民意调查被用来指引公共政策时，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想法。“意见”不是特定时刻呈现出来的一个事物，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由不断获取知识以及考问、讨论和辩论形成的思维过程。一个问题可能“招引”（invite）一种想法，但也能修正并重构这个“意见”；我们最好说，人们并不是真正“抱有”（have）什么想法，而是处在“形成想法的过程中”（involved in opinioning）。把“意见”当作可以测量的事物就歪曲了这个过程；实际上，人们参与形成舆论的过程；如何参与这个过程就深入到民主社会意义的核心了。民意调查并没有向我们提供这个过程的任何信息，相反，它往往掩盖了这个过程，使我们看不见这个过程。
公共舆论调查把民主建立在健全和科学的基础上，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代表我们，他们就不需要掌握我们“相信”的信息。原则上说，这里不存在问题。问题存在于其他地方，且至少有4个问题。
我们掌握的事实可能就有助于认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并进而行动起来解决问题。不过，像一切技术一样，统计数字往往会失去控制，在我们的头脑里占据过多的位置，侵犯我们的话语，造成语言的浩劫。统计数字失控时，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就被埋葬在鸡毛蒜皮的信息堆里了。
自由女神像是美国故事的关键符号，其象征意义在于，美国是渴望自由的民众向往的自然的家园，无论他们来自何方。
美国过去和将来始终在进行不断的试验，世人正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美国。有三场试验特别重要。第一场试验发生在18世纪末，时人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最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它还能够维持相同的认同感和宗旨吗？第二场伟大的试验发生在19世纪中叶，那时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世界各地的移民进入，它还能够保持整合一体和全国一家的感觉吗？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场试验是技术垄断的试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完全屈从于技术思想世界（technological thought-world）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还能够保存
美国过去和将来始终在进行不断的试验，世人正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美国。有三场试验特别重要。第一场试验发生在18世纪末，时人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最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它还能够维持相同的认同感和宗旨吗？第二场伟大的试验发生在19世纪中叶，那时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世界各地的移民进入，它还能够保持整合一体和全国一家的感觉吗？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场试验是技术垄断的试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完全屈从于技术思想世界（technological thought-world）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还能够保存自己的历史、原创精神和人文情怀吗？
抵抗美国技术垄断的斗士应该： （1）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问，否则就不理睬民意测验； （2）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3）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计算当作替代评判的充足根据，也不把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 （4）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 （5）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
抵抗美国技术垄断的斗士应该： （1）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问，否则就不理睬民意测验； （2）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3）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计算当作替代评判的充足根据，也不把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 （4）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 （5）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 （6）不认为老年人无关紧要； （7）认真对待家庭忠诚和荣誉的意义，准备伸手去接触人时，期待他人也有同样的需要； （8）认真对待宗教的宏大叙事，不相信科学是产生真理的唯一体系； （9）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 （10）钦慕技术独创，但不认为技术代表了人类成就的最高形式。
绝不能够把技术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他知道，每一种技术都是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
每一种技术都带有独特的纲要、议程和理论，它未必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每一种技术都需要我们去细察、批评和控制。
现在有迹象表明，人们认识到，法律和政策可以对技术垄断做出回应。在环境保护运动里，在思考对计算机技术的法律限制时，在回应泛滥的测试时，在恢复社群一体的感觉时，法律和政策都可以发挥这样的功能。
诚然，学校是一种技术，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因为和其他的技术不一样，它老是受到挑剔的审视、批评和修正。学校是美国人矫正错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能够对付那些使其他社会制度神秘化并瘫痪的问题
在探讨技术垄断使社会分解的力量时，在教育年青人的教育中，学校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给学生的学习提供连贯的意识，培养特定的宗旨、意义和相互关联的意识。现代世俗教育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它不传授知识，
而是因为它缺乏道德、社会或思想的核心，因为它没有一套贯通教学计划各部分的思想或态度。
换句话说，这样的教学计划只明确技术专家的理想——成为没有献身精神、没有观点，只有大量技能到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人。
逃出魔瓶的精灵声称，信息是新的文化神祇，但那是骗人。技术统治文化解决了信息稀缺的问题，信息稀缺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信息泛滥的危险，它却不给人警示，因为信息泛滥的弊端并不是那么明显。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由此产生的文化仿佛是打乱了顺序的一副牌。奇怪的是，很少人注意到自己苦恼的根源，或者说即使注意到了，他们也不承认。若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只需自问：中东、南非、北爱尔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冲突达到狂热的程度是由于信息稀缺吗？生产的粮食未能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摆脱饥饿，难道这是信息不足引起的吗？我们的城市犯罪率飞涨、破败不堪，其原因是信息不足吗？离婚率居高不下，精神病院爆满，这也是信息不足的结果吗？
人们总是问：“这样的信息解决什么问题？”一般人的回答总是：“解决了如何更加方便、快捷地生产、储存、分配更多信息的问题。”这就把信息拔高到形而上的地位：信息既是人创新活动的手段，也是其目的。在技术垄断时期，我们受生活的驱使，渴望“获取”信息。至于目的何在、有何局限，那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也不习惯提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世界从未遭遇过信息暴涨的问题，世人还没有时间来反思其后果。
对依靠印刷品搞政治的人来说，理性和印刷术密不可分；托克维尔论述美国的民主时已经指出了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是印刷术意识形态偏向的一座丰碑。其中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同样重要的是，第一修正案的措辞设定并坚持公众的权利：公众不仅要获取信息，而且要控制信息，人民要知道如何用信息为自己谋福利。杰斐逊、亚当斯、潘恩、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的文字，无不把以下预设视为理所当然：信息为公民获取之后，公民必然能够驾驭信息。这并不是说，“建国之父”们认为，信息不可能作假、误导或离题。但是他们相信，信息和思想的市场井井有条，公民足以弄懂耳闻目睹的东西。足以用理性评判信息和思想对他们生活的用处。
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它不能回答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对平常的问题，信息也只能勉强提供解答的方向。再换一种方式说，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也就是说，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当然，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适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
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这个假设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在技术垄断里感到最舒适惬意的人相信，技术进步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是解决最深沉的两难困境的工具。他们还相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信息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它似乎不会改变这些人的观念，因为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是技术垄断的结构必然产生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
同样地，坚持要孩子们学习延迟满足感的磨炼或性行为上的谨慎，或举止、语言和风格上的自我约束，就是把自己放在几乎与一切社会潮流相对立的地位。而且，要保证孩子们努力学习，成为识字有文化的人，出奇地耗费时间，甚至代价昂贵。然而，最具反叛意义的是努力控制子女接触媒介的机会。事实上，要这么做有两种方法：一是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二是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并持续为他们提供有关媒介内容的主题和价值方面的批评。要做到这两点绝非易事。而且，这么做，需要家长在抚养子女方面付出极大的关注，这是多数家长都不准备做的。
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2]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在电视广告寓言里，邪恶的根源是“技术无知”（technological innocence），即对工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益处一无所知。这是造成现实生活中不幸福、羞辱和不和谐的主要根源。而且，正如《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所强烈表现的，技术无知的后果随时可能以土崩瓦解之势爆发，弄得你措手不及。
技术无知的突然袭击是电视广告神学中尤其重要的一个特征，因此，它时刻提醒会众他们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人们绝不能自满——或者更糟——沾沾自喜。企图简单地生活，不关心技术进步，这样总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人的天真幼稚在那些对技术警觉的人眼里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它模糊了成年和童年之间的界限，因为对于儿童来说，理解电视广告的神学是毫不费力的。电视广告神学中不含有任何复杂的、需要花费很多精力的东西，它也不会使人产生对人类生存本质这样深奥的思考。接受这种神学的成年人跟儿童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