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则说道：“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海外汉学界，“宋代近世说”显然要比“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更有说服力，更可能达成共识。
商业化。商业渐次繁华，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
市场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
货币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货币成为市场交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国民的赋税与劳役、国家的行政动员，也可以用货币结算，
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工业化。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以手工业坊场为生产形态的手工业。
契约化。英国历史学家梅因（Maine）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中世迈向近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
流动化。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包括地域之间的流动、阶层之间的流动。
唯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作非常稳定。
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一个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
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作“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不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欧陆启蒙主义思潮的感染，又极不满清王朝应对近代转型的低能，开始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艰难？
。需要提醒的是，宋人的饮茶法，跟今人以开水冲泡茶叶的喝法不同，是将茶叶研成末，再以开水冲之，“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筅击拂”——这叫作“点茶”。日本的抹茶，即从宋朝点茶“山寨”过去的，日人《类聚名物考》承认，“茶道之起”，“由宋传入”。宋人点茶，对茶末质量、水质、火候、茶具都非常讲究。
显然，高端茶坊卖的并不是茶汤，而是格调，是生活方式，是身份识别标准。
脍，即生鱼片，传入日本后称为刺身。“野鱼可脍菰可烹”，脍在宋代非常流行，苏轼、陆游都是鱼脍的发烧友。鲊，则是通过腌渍与微生物发酵使食材产生特别风味的宋朝美食，鲜鱼、虾蟹、鸡鸭、雀鸟、鹅掌，都可腌制成鲊。将食材洗净，拭干，注意不可留有水渍，用盐、糖、酱油、椒、姜葱丝等制成调料，然后将食材装入坛内，装一层食材，铺一层调料。装实，盖好。候坛中腌出卤水，倒掉卤水，加入米酒，密封贮藏。这时候便可以耐心等待微生物与时间的合作，在黑暗中静静地酝酿出鲊的美味了。
这个时候的跪拜礼并没有包含尊卑之意，臣拜君，君也拜臣。
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
。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元丞相孛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119] 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
。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元丞相孛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119] 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屈辱、卑贱之意，而揖才表示礼节。
中国有两种城市化的传统：第一种是政治力量驱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城”而形成“城市”，“城”，即国家构建的政治中心；第二种是经济力量带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市”而形成“城市”，“市”，即民间自发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检验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是不是够现代化，一场大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了却不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如果宋朝人听到这一句评论，会不会觉得有点儿骄傲呢？
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157] 如果托克维尔有机会在十三世纪访问中国，他一定也会发现宋人的结社，也丰富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范围非常有限，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但福山的这个论断，完全不符合宋代社会。看看宋人的笔记就很清楚了。
社会信任的高低跟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为正比例关系，因为丰富的社会组织正好构成了交错的社会信任网络。不要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在宋代的城市，已经产生了超越血缘的各类组织。
北宋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可谓是宗族建设的典范。北宋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以个人官俸所得，在原籍苏州吴县购置良田千亩，作为族内公益基金（义田），义田每年收取的租米，用于赡养族人、供养族学（义学），又设立管理范氏宗族公益基金的机构（义庄），制订《义庄规矩》十三条（族规）。从北宋至清代，范氏义庄维持了近千年，无数范氏子孙从中受惠。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民间NGO（非政府组织），比所有的王朝都长寿。
在赵汝适的《诸蕃志》面前，六百年后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岂敢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以及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
换言之，“保富论”不仅是保富民，而且是想保护人民对于财富的权利、保护市场的自由。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强化国家干涉，剥夺经济自由，因此，几乎所有持“保富论”的宋人，都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不管是当事的司马光、苏辙，还是作为历史观察者的叶适。
由“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调适，这是千百年来市场形成的惯例了，官府怎么可以遽夺过来呢？夺过来也就罢了，你又怎么好意思打着“为了国家利益”的旗号呢？
显然，宋人已经意识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委托经营是成本低、收益广的经营方式，更适合大规模产业的运作。
在宋代，委托经营是比较常见的，商业的发展，必然在人际间构造出非常丰富、复杂的经济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买与卖。
我小时候看到乡亲常常赊东西，但赊的都是小商品，那时候太贫穷，手头没钱才需要“赊”。宋代的赊则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刺激了商业信用的发育，也因此，应用“赊卖赊买”的通常是大宗交易。
这段文字其实记录了一种在当时而言可谓非常先进的商业形式：远期合同。在荔枝刚刚开花的时候，水果商就先跟荔枝种植户订立了购买合约（立券），并预付定金，订购某一片林场出产的全部荔枝（断林鬻之），不管产量多少、质量如何，均由他包买。等到荔枝成熟时节，商人再来收货，然后从水陆两路运往京师、西夏、日本、大食等地。由于荔枝被商人成片成片地预订，以至莆田虽然盛产荔枝，但当地人都很少吃到。水果商与种植户签订的合约，相当接近于今日所谓的“远期合同”。
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想象。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确信的，这些签订远期合同的商人，基本上都是“包买商”。包买商曾经在欧洲社会的近代前夕广泛兴起，成为推动欧洲工商业走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
因为存款有息，即意味着银行机构从此可以吸引社会的闲散资金，将闲散资金吸纳进资本市场的循环中。——这跟唐代的柜坊完全是两种性质。
其实，不仅日本“所酷好者铜钱而止”，许多国家都对宋钱趋之若鹜。因为宋朝铜钱制作精良、币值稳定，且这一时期经济发达，门户开放，与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非洲都保持着密切的国际贸易。宋钱差不多成了这一贸易区的国际货币，有点接近今日美元的货币地位。
交子与会子的发行实践，让宋人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不是“实用价值”。
所谓“积钱为本”，就是准备金制度。
到了北宋末及南宋会子时代，许多学者与官员已经明白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维护，而不需要用准备金担保。
二十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两浙路又有灾荒，“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政府为平抑粮价，皆在“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米价虽然控制住了，但市场上却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当时在越州（今绍兴）任太守的赵抃，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贴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增价粜之”，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如此一来，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纷纷运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米价也跌了下来。
这则故事记录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中。冯梦龙讲完故事后评论说：“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赵抃）真晓人也。”而对“禁人增米价”的政府行为，冯梦龙则讽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抃比俗吏的高明之处，是他不迷信政府权力的“看得见的脚”（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正好暗合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
当然，赵抃的赈灾方式能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也应归功于宋代已经形成的比较发达的商品粮市场网络。25年前范仲淹在杭州赈灾时，已经巧妙地运用了“看不见的手”，当时杭州米价升至120文每斗，范仲淹贴出榜文，称以每斗180文收购粮食，“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辏，价亦随减”。
财税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从中古进入近代，其财税结构都必然发生质的变化：第一，完成从实物税、徭役向货币税的转型；第二，完成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转型；第三，完成从以农业税为主体向以工商税为主体的转型；第四，从低税率向高税率转化，出现扩张型财政，资本主义的发生，往往是以财政扩张为先导的。
宋代的诏书大致有两种，一是宰执进呈、君主认可的意见，一是君主直接的授意。
宋代当然不会有“责任内阁”的概念，但宋人显然已在尝试建立一个由宰相领导的、可以问责的政府。
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中国很早就告别了封闭的贵族统治，建立了一套开放的文官制度。文官制的核心就是权力运行的理性化，公务员的分类、职能、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地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
陆九渊的答案当然是“不可处死”。因此，陆九渊说，张释之不应该只是以“今法如是”（今法律如此规定）来塞皇帝的嘴，更应当向皇帝阐明“不可杀”的法理所在。这个法理，陆九渊追溯到《尚书》记载的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这段话，需要逐字翻译一下：“非终”，指偶犯；“眚灾”，指因过失造成灾害；“适尔”，指偶尔；“道极厥辜”，指坦白自己的罪行。整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属偶犯、出于过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显然，皇帝应当接受这些先于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义制订出来的法条，也要符合永恒法理，方为“善法”。
“文明”，这是宋朝最令我着迷的地方。曾有朋友问道，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喜爱宋朝？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我想我的答案应该就是“文明”二字。宋朝武功显然不如汉唐之盛时，但文明却达至历朝历代之顶峰。
正因为近代化的启动与展开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国总是在完成了国家的集权化之后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近代化，不管是先发近代化的欧洲大陆与英伦，还是后发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