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学日语时经常学的“再见”（Sayonara）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最后告别，暗含漫长或永远分离的意思。
外国人学日语时经常学的“再见”（Sayonara）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最后告别，暗含漫长或永远分离的意思。
外国人学日语时经常学的“再见”（Sayonara）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最后告别，暗含漫长或永远分离的意思。而Itte kimasu则蕴含不一样的情感表达：一种归来的承诺。
“毫无疑问，”佐代美坦言，“她讨厌老师。她说过，学校就是老师说谎的地方。
宽阔的河流、芦苇丛生的河床，两岸只留下收割后残茎遍地的大片褐色稻田，还有翠绿的远山上一望无际的蓝天。
那种感觉就像电影突然中断，时间突然静止。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快的气息，与平常不一样。
可就在这静滞的氛围中，佐代美嗅到了焦虑和紧张的味道。她再次给丈夫发短信。地震停止后，虽然无法打电话，短信通讯倒是畅通无阻。可是现在，所有通讯都中断了。
这段短视频记录的时间是下午3:58……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一段新闻：“……海啸袭击女川，大量房屋遭受没顶之灾，汽车被冲走。请保持高度警惕……”
我知道20英尺很大，但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佐代美说，“可听到它能冲走汽车时，我就明白了。我试图冷静下来。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天窇表面还依稀可见形状不规则的巨大物体。
他似乎处于一种极度游离的状态。在仁美看来，他的所有情绪好像从体内抽离了出来。
没有照片能记录这种景象，连电视台也无法记录这场灾难的全景。毁灭的味道从四面八方涌来，有时候远超目之所及的范围。“那就是地狱，”仁美描述道，“一切都消失了。就好像掉下了一颗原子弹。”很多人都用了这个比喻，一点都没有夸张。
即使是最惨烈的空袭也还会留下被烧毁建筑的残垣断壁，以及部分公园和树林，公路和铁轨，田地和墓地。而海啸没有放过任何东西，没有什么爆炸可以与它带来的超现实破坏力相提并论。
她们还会小心地从尸体身上取下标有姓名和班级的方形书包——日本所有小学生都会背这样的书包——就像处理这些孩子的尸体那样小心。
没有恐慌，甚至也没有什么紧迫感。不可能找到任何活着的人了，大家对此心照不宣。“没有人只顾着找自己的朋友或孙子，”阿部先生回忆道，“不管埋着的是谁，我们只是尽力拽出每一个人。
但北方人并不粗野。只是与东京人精心修饰的整洁不同，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粝感——一种粗野而混杂的特质，让人不禁想到这里宜人的天气，还有他们对室内供暖等生活享受的不屑。
他说，“他总是告诉我，地震发生后一定要为海啸做好准备。”这里甚至设有“海啸石”，标记上次洪水泛滥的程度，上面有前几代人郑重其事刻下的警告，让子孙后代不要在石头标记的高度下定居。
海啸发生时，他正在户外，眼睁睁看着黑色的巨浪冲破河堤，翻滚着朝他袭来。他慌忙逃进车里，在巨浪拍下来前几秒把车开上山路。
但是，只要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日本老师，这么做了以后必然会心怀愧疚。这只是公务人员尽职尽责的典型。
在我遇见的所有大川的妈妈中，直美是看得最清楚的一个，哪怕当时还处于极度悲伤的情绪中。
几十年的技术实验为这个国家造就了世界上最抗震、监管最严格的建筑。即使是面对巨大的海啸，日本的防波堤、警报系统和疏散演习也挽救了无数生命：2011年海啸虽然令日本损失惨重，但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失可能是现在的数倍。
如果你将要面对大地震，能让你避难的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日本，而日本最安全的避难所就是学校。[
2011年3月11日，日本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照顾的情况下仍不幸遇难。其中74个来自大川小学。
超过1.8万人在海啸中丧生。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金田住持就为200人举行了葬礼。然而比死亡规模更令人不安的，是失去亲人的幸存者的表现。“
可原来他们才是家庭的基石，其他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当他们不在了，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以为是自己在照顾他们，其实是孩子在支撑着我们。”
共同的悲伤让他们找到了彼此，但悲痛本身并不是紧密联系他们的纽带。他们悲痛的力量像河堤一样，将满腹心事导向唯一的出口，化作一腔怒火。
海啸是一场大灾难，但只有一所学校的孩子——全国仅有这么一所学校——就这样失去了生命：那就是大川小学。
从地震发生到海啸来袭的这段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它最后存在的51分钟里，大川小学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在内陆地区长大，智利海啸发生的时候他才3岁，对他来说那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他是个温和敏感的男人，能与学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种情谊即使在他们长大后也还能持续下去。“
可是，教育计划详细规定了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却没有对紧急情况的疏散地做出明确说明。
经历过海啸的人都会看到、听到和嗅到一丝不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身处何处，以及海水要征服怎样的障碍物才能靠近你。
海啸完全是另一回事，更加黑暗，更加怪异，更加强悍、暴力，无法用仁慈或残酷、美丽或丑陋来形容，完全是个异类。那就是海洋入侵大陆，大海自己站了起来，喉咙里发出一声咆哮，向你冲过来。
人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会看到家人的脸、朋友的脸。这是真的——我还记得。出现了所有人的脸。我脑子里出现的最后的声音是：‘我完蛋了——抱歉。’那是一种不同于恐惧的感觉，纯粹是一种悲伤和遗憾。”
他没有被淹死，但现在很可能因为体温过低而冻死。他开始因此变得狂躁不安。铃木夫人后来告诉他，即使是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他的行为举止也像个疯子，他拉开她的抽屉和橱柜，把里面的东西扔在地上，疯狂地翻找干衣服。
可是，个人的安全完全取决于灾难发生时身处何处。
东是一座自救无望的城市，它在相当深刻的层面上接受了毁灭和死亡，其他城市只有在面对核噩梦时的情绪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他
我们很容易把悲伤想象成一种高尚、纯洁的情感——可以帮助理清琐碎而短暂的思绪，让人看清本质。可悲伤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过是给头脑的一记重击或一场毁灭性的疾病。它加剧了压力和混乱，让人更加焦虑和紧张。它把裂纹胀成裂缝，又把裂缝撑成巨大的鸿沟。
更糟糕的还有那些没有失去所有孩子，但失去了整个家的人；甚至还有更可怜的，是那些失去了家和所有家人的人。而且，即使是在最悲惨的受难者中，也还有可怕的区分。
人们确实可以因灾难而“团结在一起”，把这当作一种安慰是人的本性。但灾难的天平绝不会不偏不倚。
人们确实可以因灾难而“团结在一起”，把这当作一种安慰是人的本性。但灾难的天平绝不会不偏不倚。海啸过后，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新的纽带，旧的则变得更牢固。
人们确实可以因灾难而“团结在一起”，把这当作一种安慰是人的本性。但灾难的天平绝不会不偏不倚。海啸过后，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新的纽带，旧的则变得更牢固。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无数个非同寻常的人，他们无私奉献，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我们谨记并赞美这些人，但同时，我们也回避了同样司空见惯的现象：友谊和信任的破裂，邻里反目，亲友交恶。海啸对公路、桥梁和房屋所做的恶行，同样施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在佐代美看来，这两个不同的任务——挖掘真实存在的淤泥，和疏通官僚系统中的淤泥——相互补充，因此直美的蔑视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直美还说：“问题是，追寻真相的意义是什么？你期望从中得到些什么？那些人说——她指的是佐代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大川小学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不是其他学校？’
当你手里握着真相时，你又要拿来做些什么呢？”
彼得·波帕姆（Peter Popham），英国记者，为《独立报》服务了近30年，曾长期居住在日本、印度和意大利，主要著作有《东京：位于世界尽头的城市》和《女人与孔雀：昂山素季的一生》，后者是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政治家昂山素季的第一本传记。——
他们同样感到震惊，头脑一片混乱，但是，他们从没有放弃自己的公共责任感，虽然现实障碍重重，他们还是维持政府职能部门正常运转。
作为个人，他们不辞辛劳，勇于自我牺牲，如果没有他们，本就令人绝望的情况会恶化数倍。可是，当面对自己的失败时，就像大川小学那种，个体的热情和同情心就被集体的本能扼杀——那是一种保护组织免遭外部攻击的本能。
他们的忠诚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远比公共责任或个人尊严更崇高——为了保护组织声誉免受进一步损害，最重要的是保护其免受法律制裁。
日本人几乎是本能地厌恶任何被认为是混乱、自私或反社会的东西，这让这些事情开展得十分轻松。
这些刚刚失去家园的人会因为没能款待客人而表示歉意，流露出略带哀痛的诚挚之情。
当族在一起所展现的实际、自发、不可抑制的力量。我不自觉地开始思考历史，回忆那些让日本或多或少遭受全国性打击的历史时刻，那些被称为开创了充满活力的新时代的时刻。
从技术层面来看，日本并没有缺失什么，它具备让一个国家有效运转的所有组件。日本有明确的成文宪法，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他们有许多不同的政党，选举基本不受胁迫或腐败的影响。然而日本的政治生活却停滞不前，缺乏坚定的信念。
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场自然灾害，而日本人就是无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响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无助地接受和容忍。
火山、台风、洪水、山体滑坡、地震和海啸应接不暇：这是一个充满自然暴力元素的国家。残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品质常常体现在国民特质上，如俄罗斯人笃信黑暗宿命论，美国西部拓荒者坚韧不拔。日本人则崇尚忍耐（nintai）或坚忍（gaman），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耐力、耐心或毅力。
火山、台风、洪水、山体滑坡、地震和海啸应接不暇：这是一个充满自然暴力元素的国家。残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品质常常体现在国民特质上，如俄罗斯人笃信黑暗宿命论，美国西部拓荒者坚韧不拔。日本人则崇尚忍耐（nintai）或坚忍（gaman），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耐力、耐心或毅力。报道这场灾难的外国记者都喜欢用“斯多葛主义”来形容幸存者，但是日式的坚忍并不是一种哲学概念。传统释义无法体现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被动和自我克制，坚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集体缺乏自尊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想到及川先生和政府办公室的那些人，他们带着差不多一样的设备驾车驶过相同的路，把海啸即将到来的消息传递出去，而且几乎一样被无视。
反对国家政府，反对核电站运营商。可是他们没有控诉，他们依靠耐力和耐心把这些事埋在心里。
但是人们的需求、抱怨和不满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应该大声说出来——反对国家政府，反对核电站运营商。可是他们没有控诉，他们依靠耐力和耐心把这些事埋在心里。
你愿意忍受一定程度的抱怨、争论和混乱，也要向权威发起冲击，同时承担起选举的连带责任吗？哪怕在这一过程中，你需要忍受一些人趁火打劫和牟取暴利，但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中又不乏普通人的抗争意愿。
到吜arō
出现这种情况毫不意外。“在乡村社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会受到排斥，”他表示，“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你说得太多，或做了任何有争议的事情，当局就不会关照你。
可是周围很多人失去了家人、房子和财产，那些人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或批评当地政府。”
情况非常微妙。没有人明确表示愤怒或责备——是千叶夫妇的朋友提醒他们，为了他们自己好，最好保持沉默。
他们没有意识到将来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不认为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许，对于核能的利用，他们也有相同看法。这些年来，所有人都在淡化危险，结果就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可怕局面。大川小学发生的事情也一样，老师对一切都轻描淡写，没有认真对待。”
“现在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他们不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就没法指望他们改变想法或行为。这也是我们要追寻悲剧为何发生的真正原因。如果他们关心这场灾难，却拒绝深入思考，同样的悲剧还会发生。但这就是日本的运转方式，国家政府也无法改变什么。”
紫桃一家是受害者，但感到羞耻的也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代表所有人。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个问题。
他们恐惧变老，害怕生病了没人照顾，没有后人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以及早已逝去的其他祖先祈祷，死后无法继续得到关怀和尊敬也让他们精神焦虑。“
直美花在灵媒身上的时间越多，就越感激和依赖灵媒安慰的话语以及她所描述的女儿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日本为民众编织了一张舒适、温暖、令人麻痹的顺从之网，从网中挣脱出会让人感到不安，网中人被缠住无法脱身，产生一种模糊的纠结情绪，被束缚与被保护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政府几乎无须从外部施加强制措施，因为这种顺从是如此有效地在头脑中内化成了主观意识。
日琩
如果有人针对某一机构、公司、银行或当地政府提起诉讼，”吉冈说，“在日本，这类机构总是能赢得官司。”
如果我们能证明他们预见了海啸的到来，”吉冈对我说，“就能打赢这场官司。”
但当他们听到前校长说，他们的孩子在海啸中得到的保护，不过是写在纸上的几句话时，家长突然爆发出苦涩而难以置信的笑声。
同时被整理好的还有一台缝纫机、算盘、一台录音机和一个指针停在3:37的挂钟。每间教室外面仍然有一排挂钩，每个都标着学生的名字，他们曾经把外套挂在这里。
南三陆有一个灾害预防中心，其中一个名叫远藤未希的女员工在海啸期间坚守岗位，尽职地播报疏散警报，直到她自己和其他42名同事全被海啸吞没；一艘名为公德丸18号的200英尺长的渔船被巨浪卷到气仙沼港一个居民区的街道上；一艘重达190吨的双体游览船停在了大槌一家酒店的屋顶上。
天音说，“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揭露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段时间后，这样的声明开始让我感到困惑——经过数年调查，这些家庭已经知道大量事实。
然后我意识到，宗教语言只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盔甲，前进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脱掉。”
我觉得这种音乐反映了灾后民众的思想状态——人们思想和心跳的节奏。”在“僧侣咖啡馆”，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鬼魂，但这不是重点。如果人们说自己看见了鬼魂，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此打住。”
我们所做的，则是创造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现实的地方，这个现实就是他们亲眼见证的超自然现象。我们通过文学的力量，提供一种替代方法帮助他人。”
我把它美化了。当人们说自己看见鬼魂时，是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早已终止的故事。他们之所以渴望见到鬼魂，是因为这样一来，故事就能继续，或是能画上一个句号。而如果这能给他们带来安慰，那就是件好事。”
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全面概括它，意识因惊恐而退缩。
这份判决让他们逍遥法外——他们歪曲事实，隐藏证据。绝不应该容忍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的世界。”
问题。“在死亡面前，生命的意义何在？”金田说，“这就是人们渴望知道的问题。
宗教信仰只能在接受现实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作用——他们需要身边所有人的支持。
日本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平静和自我约束。他们现在需要紫桃、只野和铃木这样的人：愤怒、严厉、坚决，能够无畏地挺身而出，勇敢斗争，哪怕是与死亡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