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

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我记得从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好些个同学,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话。

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不比得英国话回了国还是有用的。一种是说日本

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不比得英国话回了国还是有用的。一种是说日本的本身,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除了由中国、印度、欧洲输入的文明而外,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值得研究。

前者是受了“实利主义”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

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

我观察日本错不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很希望多数人批评我的错。倘若因为批评我的错而引出有价值的著作来,那么,我这一篇小著,也就不为无益了。

神道教

神教。

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地存在发展的职责。

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

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生!觉悟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本来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一大部分是由佛教来的。

我们再看日本人的饮食,他们能吸收去的中国食品制法,实在都是僧侣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咸菜、麦麸种种。

第一个时期,是神佛对立的时期。

然而部落的权力渐渐扩大,到了诸部落统一于一族的时候,当然要生出一种调和的理论、组织的体制来。

某神就是某菩萨的体现,这一种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这是第二个时期。

直到日本维新的时代,日本民族一方面抛弃了“日本三岛的封建制”而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制”下去活动,一面就很严密地定出神佛的区分,这是第三个时期。

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两种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

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做全盛时期。

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

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绝没有抛却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样效力的纯正学问,绝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

我们细细考察日本的信仰生活,的确比中国人要纯洁得多。

礼是什么,就是社会组织的制度。社会不能不有组织,组织不有制度时,它的组织力是不确定的。人类

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

中国文化输到日本二千年的当中,发展的成熟期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完全模仿唐制的公家时代,所谓平安朝的文化可以算是最成熟的时代。

日本民众好美的风习和审美能力的增长养成,确是德川时代的最大成绩。

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除了信仰生活而外,美的生活要算是最重要的了。

契约的责任观念替代了阶级的从属观念。不过,在中国这种畸形的虐待和变相的佣金制度,在日本社会里面,我是不曾见过。

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