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 l906-1975)于1949年写成,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的名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阿伦特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

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于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据此,在阿伦特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人类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

现代人实际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战,但是现代人无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并理解其意义,权力与无能之间的不相称令人沮丧。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见本书547页),也就是说,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起就表现了出来。

本书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种种因素,而它在德国和苏联产生的后果,只是在有助于我们思考先前发生的情形时才会讨论到。所以,与本书范围有关的只是战后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他死后的时代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都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白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它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人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