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 l906-1975）于1949年写成，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的名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阿伦特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
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 l906-1975）于1949年写成，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的名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阿伦特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
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于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据此，在阿伦特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人类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
现代人实际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战，但是现代人无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并理解其意义，权力与无能之间的不相称令人沮丧。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见本书547页)，也就是说，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起就表现了出来。
本书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种种因素，而它在德国和苏联产生的后果，只是在有助于我们思考先前发生的情形时才会讨论到。所以，与本书范围有关的只是战后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他死后的时代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都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白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它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人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