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王小波的杂文随笔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它独特的思路,一是它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思路属于自由人文主义,是在经历过思想浩劫的国度硕果仅存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结晶;他的语言犀利幽默,妙趣横生,是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文字。正如一些专家和一般读者所说,读他的文字是一种享受,可以获得阅读的快感。他的文章既让人捧腹,又令人掩卷沉思,把杂文随笔提高到了艺术品的境界。

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

其中有一条叫作“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

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

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

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

假如没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有一次我的数学教授在课堂上讲到: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这位老师的胸襟之高远,使我终生佩服。我还要说,像这样的胸襟,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间很少见到。

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都搞清。这是最高的智慧,绝不是最低的一种。

文化是一个社会里精神财富的积累,通过物质媒介(书籍、艺术品等等)传诸后世或向周围传播。

,科学并不提倡学者成为某种精神的复制品,也不自称有某种魔力。

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

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着实用的倾向,他

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

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

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

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