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个愚蠢的问题只能招来同样愚蠢的答案。提出正确的问题能够打开一片崭新的知识领域,并使其他极其重要的问题随之浮现。

写过《悲剧的诞生》的尼采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对人类来说太恐怖了,我们需要各种安慰性的幻象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在我们所遭遇的日常经验的世界中,我们面临着一些同样绝对的选择,实施某种选择必然会牺牲掉其他选择。”[

语言不仅使得我们把握自身,也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思考自身的境况。

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性特征是一种信念,认为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没有根基、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必然性,人类本来很有可能从未出现在这颗行星上。

我们被诱使只考虑生活中的小问题,不去思考大问题——讽刺的是,与此同时,那些试图毁灭西方文明的人做法恰恰相反。

后现代主义诚然有各种各样的信念(beliefs),但没有信仰(faith)。

在某种观点看来,科学就是在揭示事物运行所遵循的隐含的规律和机制。

我们还没有真正把上帝杀死并埋葬。我们只是给他新换了一套大写的名字,如自然、人类、理性、历史、权力、欲望,诸如此类。我们并未摧毁整套过时的形而上学和神学体系,只是用旧瓶装了新酒。“深刻的”意义总会诱惑我们去追寻那诸意义背后的元意义这种妄想,所以我们必须与之切割,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从未问过自己人生过得如何、该如何更好地生活的人,会显得尤其缺乏自我意识。

但是,知道自己过得如何,这是决定自己是去努力改变生活还是维持原状的必要条件。了解境况是幸福的助手,而非敌人。

政治领域的内容更多的是管理和控制问题,而不是齐心协力塑造一种共同生活。

理性本身被贬低为自私自利的算计。道德也越来越变成一桩私人事务,成为在卧室而不是会议室中讨论的话题。

许多自由主义者更喜欢问问题,而不是找答案,因为他们觉得答案过于限制人的思维。

关键是要保持好奇心,而不是用某种枯燥的答案对这个问题下定论。

对尼采或王尔德来说,我们所有人(只要有勇气)都能够成为以自己为作品的伟大艺术家,手中握着泥土,把自己捏塑成某个精致而独特的形象。

人生的意义不是预先规定好的,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极为不同的建构方式。无疑,这里面包含许多真理;

澳大利亚土著语中有个表示“酒”的词是“弯腰”,因为土著居民第一次学会这个词是在殖民者们碰杯高呼“国王”的场合。[

短暂易逝和空虚无聊,并且我们能够领会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台名叫“深思”的计算机被要求演算出全宇宙的终极答案,这台计算机花了七百五十万年来运算,终于得出答案:42。接着就需要制造另一台更大型的计算机,以弄清那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不禁让人想起美国诗人格特鲁德·斯坦,据传她在临死前不断地问“答案是什么?”,最终沉吟的却是:“但问题是什么?”在虚无的边缘提出关于问题的问题,这似乎是现代人境况的贴切象征。

就像老话说的那样,语言是我们掩饰思想的工具,同样,意识也是蒙蔽我们,让我们无法看到自身存在之徒劳本质的工具。

历史上的大多数人都一事无成、不幸而艰辛,这种概括怎么样?它当然比下面这个命题更令人不安:特拉华州的大多数人过着一事无成、不幸而艰辛的生活。

《偶像的黄昏》中的论点,他说

《偶像的黄昏》中的论点,他说我们不能判定人生本身有价值或无价值,因为我们所遵循的判断标准本身也属于人生的一部分。

因为你不能问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幸福。它不像金钱或权力一样是追求其他东西的手段。它更像是希望得到尊重。想要幸福,这似乎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通过美德实现的,美德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一种心灵态度。幸福是实际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是某种私密的内在满足。

这不单是因为你的体验是模拟的而非真实的,还因为福祉包含一种实践的、交往的生活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不是可能实施某些行动的内在倾向,而是创造心理倾向的行为方式。

人们要么感觉良好,要么感觉不好,并且他们自己通常会察觉到。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大概不是说人生的意义是一个伪问题,而是说,在哲学范围内这是一个伪问题。

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现代性是这样一个时代,身处其中的我们渐渐意识到即使在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也无法取得共识。无疑,我们关于人生意义的持续争论将产生丰富的成果。但是,在这样一个危险无处不在的世界中,我们追寻共同意义的失败过程既鼓舞斗志,又令人忧虑。

也许,我们之所以会有“人生”这个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质上具有把抽象概念具体化的作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本质是由语法来表达的”。[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叫做“人生”的现象,可以充当某种连贯意义的承担者呢?人们有时当然会用这样宽泛的词语来谈论人生。

人生是一缕烟尘、一个娼妓、一场歌舞、一溪泪水或一床玫瑰。这些在商店里陈列已久的旧标签不足以支撑我们的立论。然而,就此认为所有关于人生的元陈述(meta-statements)都是空洞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空洞的观点。

也许,我们不可能高明地概括出人生的意义,因为我们必须跳出人生之外才能看清它。这就像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的皮囊审视自己。只有完全超脱人类存在,比如上帝,才能以全局的眼光考察人生,看它是否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