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看成为一个行走的人，有时就像看别人一样。如果坐下来看别人走，也许会受到一种鼓舞，因为别人的走对自己的不走也许是一个嘲讽。
我把自己看成为一个行走的人，有时就像看别人一样。如果坐下来看别人走，也许会受到一种鼓舞，因为别人的走对自己的不走也许是一个嘲讽。
从这一通俗的层面来分析，日本显现吸引力，是因为它兼有“东方”传统的悠久
从这一通俗的层面来分析，日本显现吸引力，是因为它兼有“东方”传统的悠久历史和奇妙的“西方”现状，观众（或者说英国广播公司
从这一通俗的层面来分析，日本显现吸引力，是因为它兼有“东方”传统的悠久历史和奇妙的“西方”现状，观众（或者说英国广播公司）难以消化其中的现代性和西方元素。
从这一通俗的层面来分析，日本显现吸引力，是因为它兼有“东方”传统的悠久历史和奇妙的“西方”现状，观众（或者说英国广播公司）难以消化其中的现代性和西方元素。
实际上，日本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迷人的视角，让我们得以观察国家应对文化、思想、社会、政治及科学变革等复杂问题时的种种方式，尤其当这种应变的需要源自美国舰队突如其来（且不请自来）的造访时。[5]
在专业性和实质性的框架下，“现代”这一术语是指思想、社会、政治、科学之基准及实践所呈现的某种程度的特殊分布状态。
比如，一个社会如果显现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迹象，就可能会被认为是现代的。一个经济体制如果以遵循资本主义原则建立的市场经济为荣，它就可能是现代的。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当围绕核心的民族国家来组织，受大众民族主义的支持，有一个代议政府（可能是民主制）来表达民意。上述政治体制依赖所谓的“现代意识”，即要求具有对个体尊严和个体天赋权利的体认。它假定人们具有一定文化素养、能够（通过教育及公共领域）获取信息，从而能够为自己的最佳利益作出理性选择。
现代的特征就是坚守理性特质、摒弃迷信（或许还有宗教）；坚守科技发展，即社会的机械化。
尤其是，现代这一概念似乎继承了启蒙工程对进步的信念、对普适性真理的热望。
现代的特质不仅包括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还包括社会失范和政治
现代的特质不仅包括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还包括社会失范和政治动荡。
然而，认为现代应当完全摒弃文化传统的观点属于极端的见解——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描绘的著名图景就展现了此种见解可能导致的结果。换言之，现代社会不应该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终结，但现代人应当换一种方式同他们的传统相处：人们应当认传统为传统，而不应认传统为真理。
话虽如此，为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稳定健康的关系而进行的调整过程困难重重，尤其因为人们赖以衡量成就的现代性标准都与文化脱不了干系。
因此，现代社会的关键课题之一就是学习在看到现代时如何进行辨识，即便它看起来不符合我们的经验。否则我们就是在冒险将所有文化差异都视为现代性发展受阻的证据。
其一遭遇西方世界。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抵达日本，强令“孤立主义者”日本向国际贸易打开国门；其二是遭遇现代思想和社会力量之潮，这些思潮于德川幕府时期就已在日本内部酝酿。
1854年2月，佩里率九艘船再抵日本，发现日本政府官员愿意签署《神奈川条约》（1854年3月31日缔结）。这一条约要求开放下田和箱馆[1] 两座港口，并准许美国首次在日本本土设立领馆；后由汤森·哈里斯在1856年7月赴下田任领事。《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耻辱本身不仅有力地激发了19世纪后期日本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且也是驱动革命的重要因素。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不惜一切代价。
秀吉担忧突然到来的全面和平会产生威胁、导致忠诚体系崩溃：如果不存在可分配给追随者的战利品，那么秀吉合法性的根基何在？
这种侵略并非法国大革命之后见于欧洲的那种现代民族战争，而是由企图从冒险中获取利益的武士集团主导的征伐：
然而，侵略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不仅未能支撑秀吉的地位，战争的失败还耗空了秀吉家族的金库，并销蚀了秀吉常胜将军的名号，为德川家康最终崛起创造了机会。
所谓的“德川意识形态”也从佛教中提取元素。事实上，16世纪末秀吉完成了艰巨的任务——解除许多佛教寺庙的武装力量后，德川家康和后来的家光通过责令领土上的所有平民都到佛教寺庙登记而重新接纳了佛教。
德川对佛教的支持也许在无意间成了一种手段，冲击了天皇在神道教中的神圣地位。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在《古事记》（约公元712年）中可以找到文字来源，按其中的说法，天皇是“天照大御神”[7] 这位太阳女神的直系后裔，因此应被当作在世的神来崇奉。
这些浪士的行为代表了武士道（bushidô）的理想，并且体现了未被德川治下的和平根除的那些传统价值——忠诚、牺牲、隐忍和荣誉。
换言之，传统价值和新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进程相伴，在18世纪初就已是德川社会的重要特征。武士作为坚忍克己的可敬家臣，愿意为他们的领主牺牲生命——这种浪漫的形象成了流行文化的素材，既是为大众的消费，也是为了武士自身。
求知识于世界”，以使日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强国，也许是其中最易实践的一条指令。这样一条命令对新政权有两点重大的暗示：第一是戏剧性地废弃了作为德川政权典型特征的锁国国策；第二是影响深远地削弱了在此前的三个世纪中占据教育特权的新儒学意识形态。
使节团负有双重使命，第一是尝试就不平等条约同美国及欧洲列强展开重新谈判；第二是网罗科学、技术、医药方面的知识以帮助日本“追赶”现代列强，同时还学习现代经济、政治及法律体系。
在1870年代早期，日本迎来了第一批现代报纸的出版，
同时，出版业在日本城市中售卖西方书籍、随笔集和译本，开始繁荣。这为西方哲学和文学提供了进入日本文化的通道，知识分子迅速捕捉到了这些被引进的文化的重要性和潜力。
明六社中有各界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但其中最重要的或许还是“启蒙者”福泽谕吉，他曾作为幕府考察团成员在1860年访问美国，在1862年又访问了欧洲。
强烈要求在社会中实现机会均等，认为应当根据人（无论其出身背景如何）的贡献，尤其应根据人的学业成就确立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思路支配着国际体系的逻辑。福泽及其他人从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里得到了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该理念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驱使日本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并最终将日本引向了帝国主义。
福泽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传统，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他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也有助于打破传统的、中国中心的地区秩序视角（在此视角中，孤立的日本被置于边缘），并且提供了条件，令日本可能超越中国乃至可能超越西方国家的实力和地位。
超越西方的关键在于日本吸收“西方科技”但保留自身“东方精神”（和魂洋才）的能力。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1930年代和1940年代对“超克现代性”、实际上也是对“超克西方”的吁求，源头便是上述逻辑。
由于教育质量的提升、识字率的提高、印刷发行量的增长，这些新的、现代的观念给日本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在发展中的城市中心尤其如此。
仅有若干思想独立的个体勇敢行动、堪为典范，例如卓越的津田梅子，她曾随岩仓使节团出访美国，后于1882年回到日本，此后创立女子英学塾，这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校后来成为津田塾大学。
明治宪法的颁布应当被看作元老的一种手段，旨在掌控破土而出的人民现代政治意识。
明治宪法的颁布应当被看作元老的一种手段，旨在掌控破土而出的人民现代政治意识。实际上，宪法承认并限制了大众权利，它强调臣民的义务而非
换言之，国家税制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燃料。它也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变革：铁路令日本偏远地区与首都之间交通更为便利——德川政权甚至不可能想象到这样的场景；
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浪漫回答。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及活动家向想象中的日本往昔寻找有关日本人“本质”的线索。
简单来说，公众对政治问题的所有权意识越来越强：日本是他们的国家。事实上，自1890年在新宪法下进行首次选举以来，大众参政的动力就很强，那次选举中，两大政党（自由党和改进党）共赢得众议院300个议席中的171个席位。
尽管日本已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所有标准、已将自身从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它仍然未被真正当作一个国际主体。
日本在1920年代前后已经成了现代的宪政
日本在1920年代前后已经成了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拥有威风八面的帝国和繁荣景气的经济，在这一语境下，不公感更为严重——日本已经满足加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所有客观标准，但它仍被拒之门外。
日本在1920年代前后已经成了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拥有威风八面的帝国和繁荣景气的经济，在这一语境下，不公感更为严重——日本已经满足加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所有客观标准，但它仍被拒之门外。
天皇显然对这一破坏宪法秩序的非常之举感到震惊，政变最终被与皇道派对立的统制派（tôsei-ha）军队镇压，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和将军的东条英机就属于统制派。这次政变并未打破军队的控制，反而起到了巩固统制派势力的作用。
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努力贯彻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对日本亮出底线，实行了石油禁运，除非日本从中国撤军，不予重开。
的海军自杀式攻击队（官方名称是“神风特别攻击队”）撞击盟军舰船；在可怕的冲绳之战中，数千日本平民以树枝、岩石乃至赤手空拳同美国军队战斗，在走投无路后撤入山间，而后自杀以免被俘。[15] 冲绳最终陷落时，已有25万日本人死亡，其中包括15万平民。
事实上，日本军民的狂热献身促使美国政府委任了一位人类学家，让其尝试解释日本人如此忠诚的原因，以及因此可能需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取得对日最终胜利。
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那部著名的专题论文《菊与刀》（1946年出版了单行本），该书标志着现代日本研究的肇始，体现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同美国政府之间的独特关系。
由于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可怕的伤害和痛苦，对两座日本城市使用原子弹，尤其是第二颗原子弹的使用，至今仍然是争议的焦点。
当时的日本没有资源、没有盟友，海军已被摧毁，城市在面对空袭时很脆弱，美国、英国、苏联和兴起的中国聚力抗击它。原子弹的使用是否本可避免？
较强的参战者在对手显现衰弱迹象时缓和攻势，很少是明智的。”
明治时期的维新者们曾呼吁“和魂洋才”（日本精神和西方科技），这是一种既欲实现日本现代化，又欲保留日本精华的策略；裕仁似乎是在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提议将上述策略同样运用至战后时期。
尽管麦克阿瑟享有操控方面的巨大自由，他还是选择了扮演间接角色的策略，以令他的影响力最大化。尤其当他意识到政府机关的象征价值时，他马上决定，天皇应得到保护和保留。
麦克阿瑟的改革计划雄心勃勃。他认为战时日本饱受过度中央集权、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之苦，因此在制订计划时，遵循两个相互联系的“日本问题解决办法”，即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麦克阿瑟立即解散日本国内外的所有军队，这意味着有700万人被遣返回日本。他撤废“特别高等警察”（所谓的“思想警察”）——这些警察曾在战时监视政治犯和持异见的知识分子，而后启动了属于他自己的对政治威胁的整肃（从政府、官僚机构和商界赶走了20万人）。
虽然麦克阿瑟不把天皇其人视为问题，但为了打消对天皇的狂热崇拜，总司令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了国家神道教，并强制天皇公开否认其神格。
麦克阿瑟认识到，军国主义和垄断经济之间显然存在关联，因此，作为民主化的第一步，他推出了打破经济垄断的措施。他实行了一系列农地改革，强制地主售卖所有土地资产，仅准许他们保留一块地。这使劳动者获得自己耕种过的土地的所有权。不过，经济民主化的样板要数瓦解财阀集团企业的计划，麦克阿瑟认为财阀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
在推进民主的社会和政治措施方面，总司令立即公告称，将会保护日本公民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在日本历史上，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首次得到承认。
不过，民主化运动的最大成就要数1946年11月颁布（1947年5月生效）的全新宪法。
1947年的《日本国宪法》名义上由天皇作为明治宪法的修正案颁布，这部宪法将天皇转化为“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并把主权交到国民手中。它以美国《权利法案》的模式承认人权，并建立了遵循威斯敏斯特模式的两院制议会。宪法引发争议的第九条还禁止日本发展陆军、海军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战争力量”。60多年后的今天，1947年宪法一枝独秀，在世界上生效后未经修订的宪法中，它的寿命最长。
许多日本汽车制造巨头都在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中起家：日产、丰田和五十铃都为美军造车，美国提供设计，但制造是在日本。这不仅为汽车工业带来了惊人的增长，而且向日本制造商提供了免费的技术转让——1960年代高增长的关键正在于此。
从经济繁荣中获益的不仅是重工业，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在其他领域还触发了连锁反应——作为消费社会的日本由此诞生。日立、松下等厂商开始制造洗衣机、电视机和冰箱，1950年代后期，这些产品的产量至少各自增长了8倍。1956年只有1%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至1960年，拥有率已超过50%。
日本不必将大量预算花在军费上，因为它始终受《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作为发达经济体中的后来者，在自由贸易制度中，日本可以购入新技术，而不必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开发技术；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教育体制惊人扩展。
不过，一个简单的因素不应被忽略，那就是日本人民自身的艰苦劳作、勤勉和创业精神。“日本人工作过于努力”这样的玩笑话在现实中有着坚实的基础：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若把总时数相加，则他们每年要比欧洲同一阶层的人群多工作整整12周。对于雇员的奉献，日本的大公司报以“终身雇佣制”。
如此快速的增长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诸多好处：新的中产阶级迅速形成，他们抱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居所越来越趋向市郊，借助遍布的道路和广大的铁路网上下班。标志性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早在1964年就已投入使用，它以空前的便利和速度连接起东京和大阪这两个重要商业城市。
1950年代，消费者津津乐道家庭生活的“三件宝”（电视、冰箱和洗衣机）；至1960年代，出现了新“三件宝”（空调、汽车和彩色电视机）。
此后，由于经济趋于稳定、挺过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逐渐成为世界上主导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
19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随着占领及审查法令的终结，许多电影开始以显而易见的反美态度重新审视战争中的事件。
他无疑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首相之一。也许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以“忍耐与和解的政治”，将日本人民成功地团结到经济增长计划中去。在池田任内，日本军事角色的问题被边缘化，社会尽全力和平致富。
事实上，川端似乎认为他自己是个引路人，传统日本文化可以经由他得到保存并传承给战后的几代人。
现实就是，在日本社会的主体系之下，并不存在分体系，不存在安全网，无法捕捉到那些钻空子的人。这一现实并未因为此意外事件而改变。我们的社会中有一道根本的鸿沟，一种黑洞，无论我们如何彻底地消灭奥姆真理教这一邪教团体，将来肯定还会形成类似的组织，带来相似的灾难。
现代日本未能向它的人民提供明晰的认同意识和共同体意识。
小泽呼吁日本应最终摆脱“战后心理”、不要再关注太平洋战争的后果，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他所说的“正常国家”，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承担的责任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家。
换言之，日本“能力缺欠”的真正症结在于法律和文化，而不在于物质条件。
然而有趣的是，在整个199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被沃尔·索因卡[3] 称为全球性的“千年之交赎罪热”——日本是发起道歉、上演赎罪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1990年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日本时，即位不久的天皇明仁（及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向卢泰愚作出了引发争议的表述；1995年适逢日本战败50周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了内容详尽的谈话；1998年10月，小渊惠三首相以书面形式（为日本在殖民统治韩国期间的暴行）向韩国总统金大中道歉。
对于这个问题，日本人有一种最简单的政治答案，即仅仅以文字游戏来暗示问题根本不在日本，而在于日本的邻国拒绝接受日本人的忏悔、拒绝向前看。犬儒论调能找到的一个简单依据就是，中国或韩国只要拒绝承认“日本终于走出了漫长的战后时期”，就能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继续受益。在今日某些日本舆论中，必定能见到这种对于中韩两国动机的阐释。
另一种更为“日本中心”的答案则围绕“忏悔的实际意味”展开。犬儒论调可能会提出一种常见的异议，即日本虽然道过很多次歉，但它从未真心感到抱歉。
这种关乎心理的批评暗含把民族国家拟人化的意思，我们搁置（至少是现下先搁置）这个略有些麻烦的问题；还有一种单纯的还击，称“日本的道歉当然是政治行为，因为日本是个国家（而不是人），国家的所有行为都具有政治性”，对此我们也不作讨论。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国家是否足够与人相似，能保证上述论点说得通？国家是否也和个人一样，有心理活动？受压抑的记忆会使人生病，一个国家的过去是否同样会使它的人民生病？大多数评论人士似乎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心理学概念转用到政治层面。个人的苦难和精神创伤与国家的苦难及政治创伤在结构上完全不同。
日本人民应当平等，但不应以牺牲独创、创新和个人才能为代价。
许多评论人士把高度的社会不满归结于此类城市生活的辛酸导致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