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
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
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
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
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
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
，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注：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Virago Press，1986，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注：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Virago Press，1986，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
官僚机构对它的目标对象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明确地不再指向其他对象
其次，目标对象必须存留在此专门化机构的职权范围内，而没有其他机构插手
而在官僚化组织的权力能够依赖即将被摧毁或者伤害的群体的合作之前，这些群体必须有效地被“封锁”起来：要么在身体上从日常生活的情景或者其他群体的关注中消失，要么在心理上用公开且明确的歧视性定义和凸显目标群体的独特性进行隔离。
最惹人注目的手段就是通过直接号召，激起公众的反犹主义，煽动人们的反犹情感，直到他们对特殊的“犹太问题”极度冷漠或者一无所知。
伴随着现代文明中对卫生的敏感性，寄生虫和细菌造成的担忧和恐慌被唤醒，现代人也倾向耽溺于身体的健康和心智的健全。犹太人却被描绘成一种传染病，它的携带者是伤寒玛丽
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筑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
德国社会中全部已有的和组织化的精英们以一种无声的寂静伴随着隔离的过程———但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人本可以振臂高呼，抗议迫在眉睫的灾难，使之为世人所知。
死亡集中营并不是由文盲，无知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设计并建造的，它们的运行计划也不是由这类人策划的，这个事实给当代的大学带来了信任危机。
对于德国科学界（如果更一般些，知识界）的精英，以及他们中最出类拔萃的个别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保存作为学者和理性代言人的诚实。这个任务并不包括（万一有冲突的话，还会排斥）关心他们行动中的道德意义。
这种安排的残忍之处在于，它所要求的观念与信仰以及它所鼓励的行为，给纳粹的总体规划提供了合法性，使之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包括受害者在内
通过逐步驱逐犹太人，德国人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功，因为那些被搁置在后的人可以找理由说，为了拯救大多数，牺牲极少的人还是必要的。
强劲的道德驱力有一个前社会的起源，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也就是说，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而不是相反。
一旦人与人之间接近所自发产生的道德驱力丧失合法性并瘫痪，那么取代它的新力量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它们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制造某种行为：只有掌权的犯罪者才能界定该行为在道德上属于正当。
在很多场合下，道德行为意味着采取一种立场，那种立场被本身就是公共舆论和由公共舆论而来的权力指认为是反社会的和颠覆性的（它或者是公然说了出来的，或者不过是由多数人的行动或不行动所表露出来的）；在这些情况下，道德行为的激励就意味着反抗社会权威和行动起来以削弱其力量。
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仍然沦为囚徒的潜力。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或者，无法说服他们自己面对道德责任），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
因为不道德的社会生产居于实施大屠杀的核心地位，所以对它的分析要想彻底，就必须包含对社会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更为全面的研究。
本章的目的就是阐释从大屠杀经历中得出的极为重要的教训与结论，对此必须有一个合适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它摆脱了目前这种乏力的状况而在阐释上将有所助益。
毕竟，他确实尖锐地批评过公认的观点，即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必定是通过自觉（更不用说理性）的分析与选择而得到了它们的强制性力量的。
规范之所以是规范不是因为它适合被选来激发和保护成员们的利益，而是因为成员———通过学习，或者通过违犯后所招致的苦果———自己确信了它那带有强迫力的存在。
反犹主义和大屠杀之间的因果关系异常明显。
单单反犹主义无法解释大屠杀（更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仇恨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让人满意的对任何屠杀的解释）。就算反犹主义对大屠杀概念的产生和具体实施起了作用或者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大屠杀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所持的反犹主义与它的执行者、合作者和温顺的目击者所持的反犹主义（如果他们有的话）
单单反犹主义无法解释大屠杀（更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仇恨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让人满意的对任何屠杀的解释）。就算反犹主义对大屠杀概念的产生和具体实施起了作用或者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大屠杀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所持的反犹主义与它的执行者、合作者和温顺的目击者所持的反犹主义（如果他们有的话）
种族主义作为一个遍及世界的概念，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实践的有效工具，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现代技术和国家权力的现代形式的进展，是不可想像的。因此，种族主义严格地说也是现代的产物。
种族主义被理解为群体之间的各种憎恨或偏见。
即将种族主义的概念扩大以至于可包容所有种类的仇恨的倾向。
一项一贯旨在保证种族健康的积极政策”，并且解释了这种政策必然要涉及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系统选择并消灭不健康因素以促进健康血统的传播，我们或许不能改善这一代人的体质水平，但肯定能改善我们的后人的体质。
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社会以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首要的，它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
首先，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即大自然（the Nature）登临大宝，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惟一的正统信仰，而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
一切都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一切都是可知的———可靠并真实地可知。
没有足够的“暴徒”能如此施暴；杀害和毁灭的景象使被激发起来的人都逃离了，而绝大多数的人更愿意闭上他们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但首先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与大规模屠杀相伴的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它不是公众所喜，而是公众的冷漠，这种冷漠“成为了无情地围在千千万万个脖子上的套索的一根加固绳”[
所有的劳动分工（这也是纯粹的权力等级导致的分化之一种）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
总的结论是，由于官僚体系行为模式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包含了在执行种族灭绝任务中被证明是必需的所有技术因素。
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官僚体系被赋予了营造一个无犹太人的德国的使命———清除犹太人。官僚体系从它应开始的地方起步：将对象进行精确定义，将那些符合定义的人进行登记并为他们每个人建立档案。接着官僚体系将档案上的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接到的指令不实施于后者。最后，它开始将被隔离的群体驱逐出需要清洗的雅利安领土———先是敦促他们迁出，而当他们占领了德国以外的地区后就把犹太人驱逐到这些地区。至此，官僚体系形成了出色的清理技能，一点儿也没有被浪费和闲置。将清洗德国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的官僚体系使更具野心的任务变得可行，也使选择这样的任务如水之就下。既然有如此完美的清洗功能，为什么要在雅利安的家乡停下来呢？为什么不清洗整个帝国？确实，由于帝国在当时幅员辽阔，它没有“外在的地方”来作为处理犹太垃圾的倾泻地。惟一一个剩下来的驱逐方向就是：朝上，通过烟的方式。
希尔博格认为，第一个德国官员写下第一条驱逐犹太人的规则之时，也就是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成为定数之时。
由于宗教和道德无法合理地将它们对人类行为的要求进行理性的合法化，因而遭受了责难，其权威性也被否定了。
在合作设计大众绝育或者集体屠杀最有效、最迅速的手段的过程中，或者，在构思集中营奴隶制、把它作为进行医学研究以促进学术进步———当然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极好机会的过程中，科学带着狂热和放任拆除了所有阻止它的障碍。
对理性的崇拜被制度化成为现代的科学。
对理性的崇拜被制度化成为现代的科学。在最佳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无力阻挡国家转变为有组织犯罪；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在此转变的过程中推波助澜。
由此证明，文明无法保证它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
在缺乏传统权威时，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提供惟一的、能够使国家远离绝境的控制与平衡。
这种情形在前现代时期也出现过———接踵而来的血腥征服或长期的内部斗争，有时会导致社会公认的精英几乎全部毁灭。
在这之后是较大的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
社会错位在形式和强度上各异，但它们在其一般性的后果上达到统一，即都导致了政治力量显著地凌驾于经济和社会力量之上，国家显著地凌驾于社会之上。
代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形式一个接一个被分解并代之以新的、中央管理的形式，这些新形式源自于国家，同时也通过国家得以合法化。
代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形式一个接一个被分解并代之以新的、中央管理的形式，这些新形式源自于国家，同时也通过国家得以合法化。所有的阶级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遭到最根本打击的还是只有以集体的形式才能具有非政治性力量的阶级，也即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
现代的条件也使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得以出现，它能够用政治命令和管理代替全部的社会和经济控制网络。
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大屠杀的秘诀。大屠杀成为了实施宏伟设计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任何基层表达利益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墙隔离出国家不受制约的自由的企图、每一个弱化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步骤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
德国把实施其“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为工具理性教科书式的演练。
既有的技术手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在破坏着对自己的使用，并使对后者的评价隶属于自己的效率和有效性标准。
而同时，犹太人区也意味着一个德国官员可以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施以完全的监视———当然是在犹太人自己的帮助之下：他们提供文职和体力劳动，形成了日常生活的社区基础结构，并设立了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机构。
在犹太人区短暂而血腥的历史中一个最摧人心肺的片段是在东欧一些最大的犹太人区里面，犹太委员会主动地发起了“通过工作获得解救”的运动。
数字更大的生命比起数字更小的生命要好，杀得更少比杀得更多要少一些可憎。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就是记录在案的犹太委员领袖的辩词中频次最高和反复重现的语句。
其他人则沉浸在现代医学的丰富比喻当中，把他们自己装扮成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如果有人需要截肢来保住身体”，或者“需要截断一只中毒的手臂来保住生命，就一定不要犹豫”。
一旦自我保全被选为行为的最高标准，其价值就会逐渐且无情地高涨———直到其他的所有考虑都遭贬值，所有道德或宗教的禁令都被打破，所有是非之心都遭否认和抛弃。
如果犹太委员和警察可以选择，他们谁也不愿登上自我毁灭的列车。谁也不愿帮着杀害别人。谁也不会沉沦到“灾难时期仍狂欢”之类的堕落。但是他们确实没有选择。或者，选择的范围不是由他们设定的。
评论者反复地强调，米格拉姆实验的结果会受到下面这种信念的影响，即行动是为了科学利益的需要———无疑这是一个高高在上、鲜有争论、一般也是基于道德的权威。不过，没有指出的一点是，科学比起其他的权威来更多地被公众舆论许可实施伦理上可憎的原则，即用目的来使手段变得合理。
道德行为孕育于社会运作，并受到社会制度之运作的维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人性化的、道德化的机制；因此，在较小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一件不道德行为都仅仅被解释为“正常的”社会构架功能失常的结果。
只要理性的气球还没有被戳破，恐怖就会继续有效。最邪恶、最残忍、最嗜血的统治者必须保持他作为理性之坚定传播者和守护者的形象———否则，就只有灭亡。
最后的结果是，我几乎不能回忆起他教诲的任何内容。但是，有一个故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并在这么多年里一直萦绕着我。这是一个圣人的故事，他带着一头驮着几袋食物的驴赶路，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向他要些吃的。圣人说：“等一下，我必须先解开袋子。”但是，在他解开袋子之前，累积已久的饥饿袭来，乞丐倒毙了。于是这个圣人开始祈祷：“哦，主啊，惩罚我吧，我没能挽救我同类的生命！”这个故事给我的震撼差不多是我从我祖父那无休无止的冗长说教中惟一记得起的东西。
第二个教训告诉我们，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