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美国人，他可以说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上述日本历史的争议。
身为美国人，他可以说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上述日本历史的争议。
坦白说，要掌握另一个地方的历史脉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各宗派很快便衰落，其后数百年间，取而代之兴起的是另一些新教派，如主张静坐的禅宗或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及日莲宗。佛教亦逐步在社会中扎根，不但深入乡村，亦在武士、平民以至贵族间巩固地位。部分寺院发展成庞大组织，不但拥有武力，亦谋求得到政治地位。
家康是一个苛酷的统治者，但他也是一个有耐性的谋略家，懂得如何妥协。他是丰臣秀吉的盟友，亦是其最厉害的政治对手。
1605年，关原战役结束仅五年后，当时家康精力充沛，春秋仍盛，却急流勇退，把将军一职传给其子秀忠，目的是要保证德川家族不会步丰臣秀吉的后尘，令后人能顺利接班。
居所“二条城”，监视皇室一切举动。二条城离皇居仅一箭之遥。
武士受德川幕府的武家法度或藩律管理，为了整体社会的安定，幕府严禁武士间的私下仇杀。
回到当时的历史节点，幕府颁布命令的初衷只不过是要排斥那些意图传教的西方人，以消除卧侧的政治威胁。幕府并不反对贸易，同时亦鼓励官方与亚洲各地来往。它禁止私人海外旅行，只准许官方外交接触及贸易，目的是由幕府包揽一切，维持其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过明治政权之所以能够推动近代化，而且速度快、范围广，这无疑仍与德川时期的文化及社会经济的变化有关，甚至可以说源于当时改革的要求。日本在19世纪的革命实际上是由外缘与内因两方面要素互为而成。
任何想要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只倚赖强权力量及死忠者，德川政体亦毫无例外。是以政权必须建基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统治共识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与其他统治者一样，亦面临同样的难题。
为巩固其统治，德川幕府一方面利用各种象征以神化历代统治者，另一方面亦从宗教及世俗传统中寻找哲学诉求，以建立其合法性。
首先是阶级，它是个自然及合理的秩序；其次是在这阶级社会中，无私奉献及各安其位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再次是歌颂德川家康，他不但是创基立业的圣者，其言行亦足以垂教后代，他所创立的体制据云是根源于宇宙万物的秩序。
上述综合思想的意识形态，实为佛教、神道及宋儒的混合产物。此种意识形态的来源之一为铃木正三（1579—1655）
研究怀德堂的学者则指出政治与经济其实是不可分的，故武士与商人实际上是平起平坐的，只不过前者掌管官僚行政工作，而后者则经营经济事务，而经济同样是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方面在文化生活及公共政策上道德标准倾向于排斥奢华生活，歌颂克己节约；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仍鼓励发财致富及有品位的大量消费。
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要保存及强化现存政权，不过他们的批判却另有一层含义，意指当政者若继续漠视才智之士，他们政权的合法性及生存终将不保。
到1720年，书禁开始松弛，以荷兰文为中心的西学开始形成，其在长崎特别昌盛。兰学者最关注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医学及植物学，他们也编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字典及地图。兰学原本是一门冷门学问，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兰学者转为研究西方的军事技术，情况才有所改观。
至少在武士阶级中民族主义已经滋长。就民众方面而言，他们亦非如一般武士所认为的那样愚蠢或无知，他们对时局的变动抱有期待，甚至可以说有解放的感觉。
不少历史学家称日本19世纪的“维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或“贵族式革命”
近代以来，日本军队给人的形象总是纪律严明、尽忠报国，上述反抗事件反映出这种形象并非日本的“国民性”，亦非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欧洲及美国也同样出现过反抗，美国内战时期即出现过大规模的反征兵行动。日本与其他地方一样，爱国精神是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下的结果，它吸引无数青年自愿从军，但要民众真正接受，其实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前者学习知识，是以服务大众、富强国家为目的；后者则除了身为天皇臣民外，学习的最重要目的是如何在家庭中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
新的社会价值亦逐渐形成，每个人的生命从小便应该在一个开放环境中成长，让他的天分得以自由发挥。这种思想对年轻人尤具吸引力，它成为以后日本社会一个最受人认同的基本价值。选贤任能与世袭交替两种价值，在德川幕府时期一直处于冲突状态，明治政府的社会革命则把这个意识形态问题解决掉，强调用人以才能为主。
明治时代的各项重大变化，实际反映出近代革命的一种形式，即“自上而下的革命”，它的发动者的确是旧政权中的精英武士，拥有世袭特权。但到明治维新前夕，这群出身中下阶层的武士一方面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却又郁郁不得志，极度缺乏安全感。
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是指先天便有各种特权的贵族，最后毅然把特权抛弃掉。
故明治维新实际是个不得志的下层精英革命。
明治政府所推动的种种改革，如征兵、义务教育、新税制等，都是自上而下，强加在充斥不满情绪的民众身上，同时不平等条约仍在国内有很大争议空间。当
虽然明治政府力图封闭人民的思想，并用各种方法灌输正统意识形态，但日本的政治领域却很快便向一般民众开放，其速度之快，不要说是会泽正志斋，连明治政府早期领导人亦无法想象。19世纪80年代早期便有所谓民权运动，它的影响十分重大，最后促使了明治宪法的颁布。
卷入自由民权运动的人为何有如此高的政治觉悟？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日本应采取哪一种政治体制？其次是哪些人才可以参与？有关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很快便归结到制定基本法，亦即宪法，只有宪法才可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那些反对明治寡头政治的人，他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那些反对明治寡头政治的人，他们都接受宪法，但并非因为宪法能保护个人自由、快乐或福祉，而是宪法能维系及发挥人民动能，最后可以达成建设富强国家的任务。
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日本企业算是较早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政策。
各创业家族大都保留对财阀复合体的财政控制权，不过从一开始便避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家族企业毛病，雇员都是年轻人，从家族以外招募，同时委以重大管理权。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日本企业算是较早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政策。
因此关税虽然在20世纪初为日本公司提供保护网，减少外国货的竞争力，但日本能真正增加其生产力及生产质量，却是国内互相竞争所致。
是以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倚赖国家与私人企业积极地互相配合，而企业精英的心理则是把服务国家的理想与个人发财的梦想编织在一起，两者好像无须偏废，亦不会冲突。
。日本史上常以“大正民主”作为本时期的特点，它反映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初次踏入民主阶段，实行普选及政党政治，但不幸中途夭折，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
日本企业”。戈登教授则认为这是个误解，日本人并非天生服从，这种状况只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称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期为“标准化”及“共同体验”时期。
本书转为关注日本的近代革命及19世纪末的惊人变迁。
宗教上，天皇仍沿袭本土神道传统，担任神官角色，而实际统治日本者则另有其人。
在其后数百年间，儒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日渐式微。不过在中古时代，约自13世纪至16世纪，亦即中国南宋至明，日本渡华僧人带回当时流行的新儒学，由于它强调直接解读古代经典，为儒学注入活水，使其得以再现生机。
经过许多世纪，神官、佛僧及儒者（有时是一人兼三者）已将儒佛传统整合到神道庙堂之中。8世纪以后，佛寺与神社经常比邻而居，中
德川武家一族于1600年至1868年统治日本，
“百姓就像芝麻油一样，你愈用力榨，它就出得愈多。”
号称开统一日本先河的是织田信长
信长去世前夕，他手下的一名将领即沿袭其做法，并因此雄踞一方，此人便是丰臣秀吉（1536—1598）。
但家康却马上联朋结党，在1600年发动关原战役，击败另一群忠心于秀吉子嗣的摄政，奠定德川200多年霸业的基础。1603年，天皇赐封他为征夷大将军。
第二个关键性的政治设计是天皇，它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政治
武士 16世纪末期，在数百个有力大名的领导下，日本从事战争的武士人数达数十万。当时日本的政治制度类似欧洲封建时期，
有两个因素可以说明上述诸多矛盾现象，首先是在社会各阶层内外或地区之间，资源分配非常不均；其次是各个社会阶层及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实导源于德川经济体系不能有效整合到整个亚洲甚至全球的贸易网络中。
德川社会并不平等。当
到17世纪末，德川思想内部不断出现争论及分化，各个思想家均企图利用宋儒学说教导统治者及百姓思考怎样才是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
各派学者所推动的宋儒学说，其核心价值是理。它
1629年，幕府禁止女性参加歌舞伎演出，目的是打击娼妓，但歌舞伎最后仍存活下来，而且因祸得福，表演方式得以进一步改善，成为具有特色的日本传统艺术。因为女性角色要由男演员扮演
维持德川秩序的人面对这些问题已有数百年，每当遇上社会中农民及武士间的不满或财政危机时，将军及诸大名都会运用其库藏解决，尚能勉力稳住大局。
因此他下了一个结论：“这玩意是要展示力量，但毫不成功，我只看到一两个扑跌。我所认识的摔跤手很多块头只有一半大，但他们若看见这些比赛，一定会捧腹大笑。”
1866年通货膨胀达到高峰，城市居民忍受不了米价持续上升，便在江户及大阪发动暴动，捣毁数以百计的米店，各地城市附近的乡镇亦出现类似暴动。
德川幕府面临的威胁有三个：列强、桀骜不驯的大名及头脑发热的武士。
不过为时已晚，倒幕的瓶口已打开，镇压行动亦无济于事。1860年3月，水户志士于江户城的樱田门外刺杀井伊，宣称井伊是个专横无道的大臣，不但杀戮同志，而且轻蔑天皇，大逆不道。
幕府的新领导人为推动其妥协政策，提出“公武合体”的口号。所谓“公”是指朝廷，“武”是指武家，但其实质意义则因人而异。
幕府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接受部分大名改革的要求。
在欧洲，推翻贵族特权的动力来自新兴阶级，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在日本，明治时代带头攻击旧有秩序的人却是武士，属于原来体制内的精英。
这种精英式的革命在日本出现，与其武士阶级的特性有关，也有其优点及缺点。
并在主要名藩中建立支持力量后，明治政府在1871年8月借天皇宣布“废藩置县”，县知事不再由原来藩主出任，而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出。
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对大名实施巨额补偿。大
明治维新体制显得颇有效率，一直能维持到1885年，其后因为模仿欧洲，改为内阁制。
首先，德川幕府的传统是以文人化的武士出任官僚，明治政府继承此项遗风，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废除各藩，扩大用人范畴。其次，德川的官僚体制因为权责重叠，是以行政效率不彰，近代明治政府用功能较清楚的部会替代，亦实现了德川体制中贤能者在位的理想，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巩固。最后一点，明治政府鼓吹出仕即为服务天皇，是无上光荣，亦为增强明治政府地位的方法。
明治政府决定要废除武士阶级，其主要原因在财政问题。
在19世纪末，明治政府将新税制所得的部分收入用于公共工程及各种制度建设中，它开拓商港，建造灯塔，改善沿海运输；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铁路建设，政府在这方面是首开风气者。第一
铁路对日本的影响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不但体现在经济上，亦在文化上。它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距离观念，甚至社会行为方式。火车
首先是对火车服务的投诉，在20世纪初，不少乘客指责铁路公司误点及工作散漫。不过当乘客表示不满时，其实已反映出其观念上的改变。铁路时代的来临，代表以分为单位的时间已出现，不再是过去以半小时为核算单位，因此钟表的使用变得重要。慢慢地，所有日本人都开始留意要准确遵守时间。
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拒绝接受英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放任学说，转而倾向于德国的国家领导发展哲学，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经济思想，更受当时日本领导人欢迎。
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其构思源于对欧美科技及思想的热衷。与19世
翻译西方书籍是明治初期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译书，政治思想蜂拥而至。一个好学不倦的读者，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所读到的书，上至穆勒（John Stuart Mill）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下至德国保守的国家主义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19世纪70年代的“启蒙时期”中，影响力最大的出版物无出《明六杂志》之右。而在这本杂志中，言论最受注目的则为福泽谕吉（1835—1901）。《
他主张学问以实践为基础，研究则应以自由及怀疑为出发点，近代日本社会则应该建基于个人自主及机会均等之上。
人将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介绍给日本读者），都绝对拥护当时西方流行的“进步”观念，视其
他们都接受当时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认为这是进入世界文明的敲门砖，因此所谓日本个人的奋斗，并非意味着争取个人快乐，最后只不过是争取民族进步及富强的一个方法而已。
第二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是人民应享有的权利的范围。
大众政治参与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及混乱，明治领导人是亲历其境，两个内阁大臣因条约问题被迫辞职，这种记忆仍栩栩如生。因此当1889年正式通过宪法，并以盛大仪式颁布，这部宪法的实质重点是强化国家权力，尽量减少人民的干涉。
但真正的大方向则是在伊藤博文及井上毅指导之下。
国会本身包括众议院及贵族院两院，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而贵族院议员由天皇委任。为
虽然如此，宪法仍给予选民相当重要的空间以表达其想法。选民的资格由法律界定，而国会则掌握草拟及通过法律的权力。
，贵族院的目的是制衡人民的政治参与。
宪法的颁布及民选国会的召开，象征日本已成为一个由公民主体组成的国家，民众一方面要承担国家义务，另一方面也获得政治权利。义务包括男性要服兵役，所有人都要上学，每个人都要付税。权利包括少数人得到选举权，能够在政府预算表决中表达意见。
”的出现亦与社会骚乱及政治不安有关，政府官僚为应付各种挑战，决定要将个人思想及行为限制在框框内，甚至不惜使用高压手段。
每一个财阀似乎都要鲸吞所有数得出的事业，从贸易与航运，到金融、开矿及各种制造业。单单用资本主义经济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有人认为财阀这种企业不只出现于日本，19世纪末德国银行主导的独占公司，或俄国的国有企业均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上述三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后进性”。一个后进国要赶上去，同时在国际上又要有竞争力，必须发展新工业。要达成此目的，则要在短时间内动员稀有资本、技术人才及技术，但只有大的组织方能完成上述任务。在
后进因素也许能解释日本财阀兴起的原因，但却无法解释明治时代日本资本主义为何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在西方以外，似仍无法找出相同案例。
日本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
日本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就是工厂雇主可以招募到一群廉价劳工。
涩泽荣一是推动上述想法最有力的人，他是明治时代最重要的金融家及工业家。
最后要提及的是工厂的恶劣通风环境，它是疾病的温床，特别是肺结核，有若今天的艾滋病，它令人身体虚弱，无药可救，最后导致死亡。肺结核在德川时期便存在于日本，不过范围仍有限，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问题才日趋严重。传染的过程并不清楚，工厂女工一旦染上肺病便被送返家中，坐以待毙，她们亦同时把细菌传到家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工人是以其“终身雇佣”制度出名，但在日本工业时代初期，男工就业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初等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义务，而是自愿选择。
当代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夏目漱石（1867—1916）在1914年出版了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心》，里面谈及两个角色，反映大学中两个不同世代的经验。在这个死亡与自杀的故事里，夏目漱石不留情面地直接揭露现代人那种疏离的生活，给读者带来无可比拟的震撼。夏目的写作并非无所依据，在其小说出版之前，一个名为藤村操的第一高等中学[3]的学生于1903年在日光著名的华严瀑布跳下自杀，并留下一封遗书。《心》里的主角也同样留下一封信：
作者未署名，其后知道是福泽谕吉的作品。由于他的党徒在去年朝鲜政变中一败涂地，福泽失望异常。福泽认为朝鲜及中国无法走上“文明”之路，因此主张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国家这一群体，转而加入西方文明国家之列”。福泽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他当时其实希望“远东各国能合并成为一大国，一方面对抗西方的大不列颠，一方面参加世界迈向进步之旅程”。[1]
1909年追求朝鲜独立的志士安重根暗杀了日本委派的首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伊藤曾先后4次担任首相，亦是明治宪法的主要缔造者。有关此次暗杀，安重根在朝鲜近代历史叙事中赢得了光荣地位，但在日本历史中则被痛责。但从日俄战争进行以至结束后，
，认为日本是向西方争取独立、走向建国道路的好榜样。有200多名越南学生留学东京，组成反法独立组织。
。贵族院的作用是抑制众议院提出来的自由化议案。
国会议员有法案表决权，而法案则由内阁各部会或由议员自身提出。
内务省从19世纪80年代末便开始急剧改造地方政府，强迫小村落合并成较大的行政单位。到19世纪90年代初，它已经把日本全国7.6万多个小村重组为1.2万多个大村。政府认为减少村落数目，有利于中央控制地方。
夏目漱石在1914年便冷嘲热讽地讥笑政府做出的“可怕”事情，它鼓励日本人民“为国家吃饭，为国家洗脸，为国家上厕所”。[28]不过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并非百分百的紧密，官方报告经常表示不满意人民的冷漠，认为人民对政府毫无反应。1913年地方军队组织对近1600位年轻人进行调查，其结果令人讶异，
1923年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给东京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严重打击。地震发生在中午，正是午饭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生火造饭，或烧煤炭，或点天然气。东京房屋多为木造，鳞次栉比，巷道狭窄，故当邻里中的房屋一旦倒塌，火炉翻跌，火势便一发不可收拾，瞬间蔓延全城。
20世纪20年代虽然面临许多经济动荡，财阀仍不断扩张其版图。1918年，在日本制造业、矿业、贸易三大经济领域中，8个最大财阀在私人资本中的比例约超过20%，其中最大的两家财团三井与三菱又占上述领域所有资本的12%。1927年的金融风暴使财阀银行更能进一步控制金融界，并且合并了不少小型公司（见表9.1）。因此三井及三菱帝国在最高峰时期，其影响力的确惊人。
这时期最突出的即为“私小说”，它类似一种忏悔式的自传体裁，借此再创造作者的心理状态。
事情源起于海军高级将领收受德国西门子公司佣金，而以购买德国军火当作回报。
。1919年他撰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方面同意内田良平的天皇至上主义，另一方面则受到左翼政治思潮的影响，要追求经济平等目标。他鼓励先知先觉的青年军官及平民起来行动，夺取政权，终止明治宪法，重新改造政治体制
他们大声疾呼“工人阶级必须行动起来，打倒资本家剥削”及“彻底消灭现有社会体制”等口号。
政党政治能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经济基础。政党内阁实际掌控了公共工程及教育经费，地方首长、商界领袖以至学校校长均有必要支持当权政党。当地方选票投向执政党，或至少答应投票，火车线才能开通，港口才能开挖，学校才能兴建。在同时代的美国政界中，这种利益交换被称为“猪肉桶”（pork-barrel）制度，在日本亦一样无往而不利。亦是这个原因，在野党一旦执政，便
与侵略中国东北同时，日本国内经济亦出现急遽变化，两者其实有关联。从1931年到1934年，日
1936年，著名英国经济理论家凯恩斯发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赤字预算可以扮演“水泵”角色，振兴经济。
从德国、意大利及日本的经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代表第二期近代化国家的反应。欧洲法西斯模式启发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统治者，三国的统治者均通过一个光荣的国体激发国民潜能，以达成军事上称霸、帝国经济自足以及国内既反民主又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制。
不过三国法西斯夺权的经过则如出一辙，他们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如经济危机、左右两翼极端分化、工场与农村内部各种矛盾、右翼恐怖行动；三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种文化失落感，认为传统文化的消逝会危及国家；对传统两性角色岌岌可危的疑惧亦十分普遍；三国的精英及公众舆论都认为英美强权妨碍本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发展空间。
，日本对所有领土冲突问题都以强烈推进手段作为回应，从没有思考过原地不动，甚或后退一步的方式。假如所有冲突都是无法避免的，追踪溯源，则“
珍珠港事变所产生的民愤，亦使罗斯福总统得以宣布参战，成为欧战中正式对抗轴心国的一员。
战时风起云涌的各个民族独立运动，无论是受日本支持还是镇压，战后仍然存续，它们打破了法国、荷兰及英国的希望，以为战后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光荣及殖民地所有的一切。
日本政府的战时文化政策是上述精神的反映，国家政策公然排除英美文化的影响力。德法电影虽仍准许上映，但只限于那些歌颂英雄事迹的电影，爱情片则被拒之门外。所有“敌国音乐”都在禁止之列，特别是那些靡靡之音的爵士音乐。日
日本在战争中一度把英国、荷兰、法国及美国统治者赶出东南亚及菲律宾，结果在有意无意中加速了亚洲殖民主义的崩溃；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策略可以用两个词概括：非军事化及民主化。为达成第一个目标，最高司令部马上瓦解了日本的海陆军组织。
1945年10月，美国人解散“特别高等警察”，它简称“特高”，是战前监控思想的组织，具有镇压人民的作用。
占领当局亦推动一项庞大的战争赔偿计划，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工业设备遭拆卸装载上船，运到日本在亚洲扩张时的受害国家。
战后对日本的惩戒，最重要的舞台便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它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将日本战时领导人送上审判台，该审判简称“东京审判”。法庭控告以东条英机大将为首的28人，
其目的是用自己的方法改造整个世界，日本只不过是其中一环。在这种精神下，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秋天至1946年强制实行一连串改革，他们的基本逻辑十分简单：军国主义导源于财阀垄断、政治专制及经济贫乏，因此要建设一个和平、非武装化的日本，瓦解其军事力量只是第一步，接着必须有更大规模的改变，包括粉碎权威式统治，政治以及财富必须平等化，价值观当然亦在改造之列。
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10月宣布第一波改造运动，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工人及农民亦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团体。
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10月宣布第一波改造运动，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工人及农民亦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团体。它亦命令日本政府开放各种公民及政治权利给女性。
通过上述政策，美国人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消息，就是未来日本必须建基在民主制度上，而民主的支柱又仰赖宪法的订立。
战后宪法削弱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地位，他只是“国家及人民统一的象征”（第1条）。
包括美国人权法案中所包含的各种人民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宗教自由。
最后在宪法第9条中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及秩序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成为日本和平宪法的最大特征。
日本精英阶层颇惊骇于上述各项广泛而深刻的保证，特别是美国人坚持日本政府必须以本身名义向社会大众提出宪法草案；
社会对草案的反应则十分热烈。虽然宪法的目标或理想是自上而下，但其企图心甚强的条文从此规范了当代日本的各项制度及论述。
占领改革者亦攻击财阀企业无孔不入的势力，财阀家族倚靠控股公司维系其庞大事业，如三井、住友、岩崎（即三菱公司所有人）、安田、浅野等均为其中的佼佼者。为削弱财阀力量，占领当局夺去其在控股公司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同时进一步分解财阀属下的一些大企业。
在农村方面，最高司令部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领地被没收，分发给原有佃户，创造出乡间的小家庭农村体系，亦为日本农村的社会及经济权力分配带来革命性改变。
最高司令部命令文部省不准在学校上课时宣扬战争及尽忠国家的道理，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和平及民主的主张。
上述各种措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它改变了思想气氛，亦改变了经济及社会权力分配的结构。一股“民主化”热潮席卷日本，其支持者用极端广义的解释说明各种政策的民主及平等含义，民主已不只是选举及土地改革，它等同于人类灵魂的再造。
另一些人则在大书店外彻夜守候，目的是购买最新出版的政治哲学巨著，改造、重建、转化等讨论课题回响震荡于整个日本上下。
只有一个领域是麦克阿瑟发挥了其个人影响力，这就是宗教。
第二是社会政策，战前的战争准备措施在这方面亦有重要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内务省一些官员便曾推动一部工会法，
第三是组织工会问题。
第四是女权问题。一群人数不多的女性自20世纪20年代便大力提倡选举权及其他民权，由于最高司令部总部与她们合作，妇女政治地位得以大为改善。
甚至左翼政党，他们虽然反对资本家垄断，但并不反对大规模经济体本身，他们以为一个强大国家才能产业国有化，亦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人及人民。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社会上，要彻底走上市场自由及经济力量
甚至左翼政党，他们虽然反对资本家垄断，但并不反对大规模经济体本身，他们以为一个强大国家才能产业国有化，亦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人及人民。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社会上，要彻底走上市场自由及经济力量分散的模式，并没有太大的支持力量。
根据他们的看法，日本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国家，整个体制都井井有条，战争只是一时失误，主要是受到少数军人的胁持，因此瓦解军部，建立政治民主的基本法则便可。若进一步走向以社会为基础的大众民主，可能会过了头，产生危险。
经济复原是战后安定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占领之初，最高司令部不肯担负恢复日本经济的责任，日本商界领袖在这个前途渺茫的环境中要自己做出决定，承担所有后果，一面固然不安，另一面亦认为是发财的好机会，结果最后却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平衡预算、停止所有政府对工业界的贷款、取消所有国家津贴。
并非说它纹风不动，一成不变，事实上只有在巨大变迁后才可以得享安定。改革加速了变迁的进行，亦重新启动了斗争。
社会、文化及政治三者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影响日本甚大，有时可以说是爆炸性的，不过仍始终规范在临界点内。
战后的稳定固然建基于旧体制的“连贯性”，不过整个社会的安定性亦根源于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他们凭借教育及进入工厂或办公大楼的职场，经过不断奋斗，终于在整个体系中取得一席之地，这些都是改革的遗产。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对新科技及生产设施持久、大量的投资。了解基本投资最好的数据是资本形成总额。1955年到1973年是日本高速发展的核心时期，其资本形成率平均每年超过22%。与国民生产总值一样，这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媲美。
战后的景气中最领先的产业是钢铁、造船、汽车及电子，它们占尽优势。然而就是这些产业在20世纪30年代带领军事化的经济走向繁荣，甚至连生产企业也是那几家。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些重工业能在战时发挥繁荣经济的作用，在和平时期也可以担任同样角色。
早在1962年，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刊出一篇专文讨论所谓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
“经济奇迹”一词不只是用于日本，同时亦用于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间，全球经济整体增长非常快，年增长率约为5%。美国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它带头协商一个比较开放的贸易体系，例如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议（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GATT）。
首先是朝鲜战争在关键时刻刺激日本出口。其次是美国长期驻军及宪法限制日本发展军力，使日本不用负担太高的国防费用。
最后是汇率，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元对外汇率较低，实际上成为一种出口补贴。
不过要说明日本经济成长的原因，仍要再加上国内因素，方算全面。企业经营能力是其中一个因素，无论是旧有还是新成立的公司，一群新世代而又充满干劲的管理人员已出掌大局。
它由本田宗一郎（1906—1991）设立，他不听官员警告，于1963年进入汽车产业，从长期观点看，他最后获得成功。
1961年，川崎制铁所成为日本国内第四大钢厂。另外一个例子为索尼公司（Sony），其创立人是两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盛田昭夫（1921—1999）及井深大（1908—1997），他们向日本政府申请购买生产半导体的专利，结果经过好多个月的奋斗，才在1953年得到官员勉强批准。
另一个有利战后经济的因素是人力资源的优良质量。在美国占领时期，义务教育延伸至中学，职场中年轻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愈来愈高，各年龄层的雇员都乐于看到回到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可以
一般日本人除了辛勤生产外，他们在储蓄及消费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与收入相比，战后日本受薪阶级一般都有相当高的储
因此国内需求——包括零售消费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之一，消费者经济与生产者经济一样，都于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见其端倪，其间一度为战争所中断。消费者一窝蜂地到商店购买各种家用及休闲产品：洗衣机、电饭锅、收音机、电唱机，稍后是电视机。
在最一般的情况下，政府只在经济运作中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借此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
但通产省力图说服各主要钢铁生产企业共同买下这项技术专利，不但可以分担成本，亦可以共享利益。日本生产企业用这种方法取得一项重要的技术，而所花费用却比美国钢厂少了许多。
1990年11月平成天皇登基大典继续引发争议，亦即皇室典礼若包含宗教性质，政府支持的界限应该在哪里。政府官员及保守知识分子从宽解释政府对皇室典礼的参与程度
奥姆真理教事件亦促使法例的修订，以加强对各宗教组织的管理。原来的宗教组织法是界定宗教与国家及社会间的关系，后来重新修改，赋予文部科学省更大权力，可以搜集各宗教组织的财务数据。
日本经济这些年面临的困难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蓄与贷款危机，以及随后的2008年次贷危机。由于外在监督制度不够，银行可以轻易进行冒险性借贷，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最显著。很多银行在技术层面已经周转不灵，面临破产。银
在上述不稳定的环境下，日本政府采取冒险性政策，在谨慎财政的名义下开征消费税。大藏省一直支持开征消费税政策，目的是减轻公共债务的负担，最后在1988年决定引进消费税。
美国要求日本设定贸易限额，输往美国的汽车及钢铁不能超过此限度。1991年日美两国订立的商约被认为是最有争议性的条约之一，其中规定日本半导体市场中美国产品的最小占有率到1992年末不能少于20%。
第二步大约在1998年秋天，国会通过《金融再生关联法》。由于当时情况紧急，该法案是两党协议的产物，由自民党与最近成立的在野党日本民主党共同合作通过，并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Commission，FRC），负有全权重建银行体系的任务。
第三步则是对付不景气，政府很爽快地实施赤字预算，希望能为停滞的国内经济打入强心针。
他们指责国家过度介入私人经济领域，呼吁“放松管制”。以私人企业为模范，他们创造了一个日语名词“リストラ”，它原来是英语“再建造”（restructuring）。
在国内，小泉首相发动了一波有力改革，希望通过自由化及私有化政策改善经济。
日本却出现一系列独特的长期社会形态：人口老龄化、人口萎缩及工作保障制度减弱。
若以二氧化碳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单位输出量计算，日本是世界上最干净、最有效利用能源的国家；日
若以二氧化碳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单位输出量计算，日本是世界上最干净、最有效利用能源的国家；日本犯罪率一如过去保持在低水平；城镇治安一般而言较为良好；公共交通有效而方便；城市的基本建设欣欣向荣；在2000年，日本是全球第一个实施由政府资助的全国性长期照顾老人体系的国家，到2013年仍只有少数国家可以实行这样的政策；其人口是全世界最长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