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性完全取代了人性,同样一件事,对不同的阶级就一定要作不同的价值判断。

再者是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和对外部世界的片面宣传,使人们完全不了解真相,不可能识破假话,反而虔诚地信奉假话,相信谎话。

直到80年代初参加撰写《中国人口》丛书,才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八百万。

到了欺骗和诡辩都无济于事时,要使人们自觉地说假话,保持双重人格,就只能依靠暴力的镇压,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甚至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谁都知道,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叛党”,就是“死不改悔”“顽抗到底”,不仅再也没有翻案或昭雪的机会,还会祸延家属子孙。

双重人格的普遍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使文革流毒加深,时间延长。但双重人格的悲剧意义并不限于文革,对中国人的毒害也不限于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