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其中提出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立，相互制衡，保障公民自由这一脍炙人口的理论为历代资产阶级所啧啧称道。
尤其是其中提出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立，相互制衡，保障公民自由这一脍炙人口的理论为历代资产阶级所啧啧称道。
他摈弃了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社会观念上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他以史为鉴，以世界古今各国社会政治制度为依据，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虽然他并没有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却也将进步的社会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关于政治分类的学说，他将政治体制划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
原则分别是品德、荣誉和恐惧。
分权说和君主立宪，孟德斯鸠崇尚英国的君主立宪，他提出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理论，他认为三权相互制衡，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
反对酷刑、主张量刑适度，刑罚应富有教化意义，舆论威慑可以作为阻止犯罪的工具之一，只惩罚行为，不惩罚思想、语言。
关于经济理论，他最重要的论断是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竭力反对奴隶制。总之，孟德斯鸠的学说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其宗旨在于反教会、反封建、反暴政；大张旗鼓地倡导资本主义。
，而是指政治品德；正是这种品德成为推动共和政体的原动力，如同荣誉是驱动君主政体的原动力一样。因此，我将热爱祖国和热爱平等并称为政治品德。我
我确定了某些原则，并且看到某些特殊的情况符合这些原则；所有民族的历史也只是这些原则的引申而已；每一项特殊的法律都与另一项法律相联系，或是依赖于另一项更具普遍意义的法律。
启迪民众并非是无足轻重之举。官吏的偏见来自整个国家的偏见。在蒙昧时代，人们犯下弥天大罪，也会无动于衷。在启蒙时代，人们即使极尽善道，仍然惊惶不安。我们感受到旧时代的弊端，同时也看到了纠正这些弊端的做法；然而我们甚至也看到了纠正这些弊端行为本身所显现的弊端。对于邪恶，我们并不会去触及它，如果由于惧怕改革会使弊端变得更糟的话，对于善良，不妨可以去触及它，前提是对进一步的改革持怀疑态度的话。
著者以大量的史实细致入微地论述了法律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在人类长河中留下的印记，富有哲理地分析论证了不同政体的国家对法律的理解、运用和具体实施过程，以及它们各自的原则。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在人为法确定之前，已存在着公正。
霍布斯认为人类初始的欲望是相互征服，这是不合乎道理的。权力和统治意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组合过程，而且有赖于其他思想的辅佐，因此，绝不是人类最初的思想。
共和体制就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君主政体意味着只有一个人统治国家，只不过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至于专制政体非但毫无法律与规章，而且由独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绪领导国家的一切。
曾几何时所有的公民在它的城围之中，还是整个意大利以及世界版图的某一部分在它的城围之中，议会中公民的数目从未固定不变过，这便是罗马最终覆灭的重大原因。
但是人民的行为往往总是过于积极，或是过于消极。有时候十万只手臂能掀翻一切；而有时候十万只脚只能像昆虫一样蠕行。
还有一条民主政治的基本法律，就是只有人民才能制定法律。然而，在众多的场合却十分有必要由参议院制定；某项法律在最终确定之前试行一番，往往是切实可行的手段。罗马和雅典政体对此十分明智。参议院决议的法律效力只有一年；而这些决议只有获得人民的赞同才能成为永久性的法律。
但是，在共和国里，某一个公民获得太高的权力时，这种权力的弊端便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没有任何防范的法律条文，所以对他们毫无约束力
这正是罗马的专政统治时间很短的原因所在，因为人民总是按照热情而绝非按规划行事。独裁官员必须具有骇人的能力，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恫吓民众，并非去惩处人民；独裁官只是为某一件事而设立，他们也只能在这件事上享有无限的权力。
在威尼斯情况则恰恰相反，那里设置一个永久性的执政官。通过这名执政官可以使各种规划付诸实施、得以继续、中止，或者重新开始；因为某个人的野心可以变为某个家族的名利欲；某个家族的奢望有可能蔓延为数个家庭的野心。人们需要有一个隐蔽的官职，因为这一职务所要惩处的罪行，往往是隐藏很深，而且在秘密与缄默中进行的。
在威尼斯情况则恰恰相反，那里设置一个永久性的执政官。通过这名执政官可以使各种规划付诸实施、得以继续、中止，或者重新开始；因为某个人的野心可以变为某个家族的名利欲；某个家族的奢望有可能蔓延为数个家庭的野心。人们需要有一个隐蔽的官职，因为这一职务所要惩处的罪行，往往是隐藏很深，而且在秘密与缄默中进行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制止人们知道的罪行，甚至要预防人们不知道的罪行。总而言之，威尼斯的官职的设立是为了惩处他所质疑的罪行。而罗马的独裁官对于罪行，甚至当事者已经承认的罪行，运用威胁手段多于惩罚手段。
因此，贵族家庭更加尽其所能实现平民化。贵族政治越是走近民主政治，便越趋于完备；越走近君主政治，则越背经离道。
在专制国家里，不但没有任何基本法律，更没有法律的保障机构。
不过，国家中大多数首脑人物并非诚实的人，却要在下的人成为善人；首脑人物都是骗子，却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骗的傻子，这是极其难以做到的事。
即使君主政体缺少这个动力，它也具有另一种动力，这就是荣誉。
在君主国里，它能唤起优美的行为，与法律的力量相结合，能够和品德本身一样，引导政府达到其目的。
因此，在治理良好的君主国里，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好公民，然而却很难找到某个善人，因为要想成为善人，就必须有做善人的意念，并且爱国家甚于爱自己。
专制国家的原则绝不是荣誉。那里的人们完全平等，没有人自恃优越；那里的人们也都是奴隶，没有人能比别人更一无所有。
在专制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人们绝对的服从；而且君主的意志一经发出，便毋庸置疑地产生效力，就像一个抛出的球去撞击另一个球一样，能量不可逆转。
君主国的教育要求人们的举止要有某种礼貌；人类与生俱来要一起生活，也同样要彼此取悦。那些不遵守社交惯例的人，会冒犯所有与他共同生活的人们，而丧失其信用，以至于毫无成就
礼貌的来源通常并非如此单纯，它来自人们出人头地的欲望。人们有礼貌是出于自尊。
君主国家的教育致力于提高人们的心志，而专制国家的教育所追求的则是降低人民的心志。
绝对的服从便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发出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丝毫不需要去思索、怀疑或者推理，他仅仅只需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
在专制国家里，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单独的帝国。其教育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与别人相处，因此其范畴是非常狭窄的；它只把恐怖置于人们的心中，把某些极其简单的宗教原理和知识灌输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而已。在那里，求知会招致危险，竞争足以酿成祸害；
共和政体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而专制政体的恐怖则自然地产生于威吓与惩罚之中。君主政体的荣誉，受到情感的激励，也激励着感情本身。而政治品德则需要舍弃
我们可以给这种品德下一个定义，那就是热爱法律和祖国。这种爱要求人们持续不断地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其实，公共利益中包含着所有的个人利益。
只有当成年人已经腐化之后，他们才会败坏下去。
在贵族政治下，如果人民具有道德水准，就将享受与贫民政治相差无几的幸福，国家也会强盛。然而，在贵族政治之下，人们的财产极少会是平均的，因此也无太多的品德可言；所以，法律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去鼓励宽容的精神，并尽力重建国家体制所可能丧失的平等。
将钱财分发给人民，这在民主政治中是有害的，但是在贵族政治中却是有益的。这是一条基本准则。前者使人民丧失公民精神，后者使人们恢复公民精神
法律还应该禁止贵族经商。因为这种集最大利益于一身的商人，将垄断所有领域的贸易。贸易是一种平等人们之间的职业。然而，在专政国家中，最大的不幸则在于亲王们自己经商。
法律应该随时抑制权势的骄横，应该设立一个临时或永久性的官职，借以威慑贵族们，如同拉栖弟梦的民选长官和威尼斯的国家监察官。
诚然，没有首领的民众在冲动时是异常可怕的。首领知道事情总会波及到他，于是便悉心思考。但是人民在感情冲动之时，已全然不知他们是在把自己投进危险。
在良好的管理体制下生活的人民，总比那些既无规章又无领袖，而在丛林里游荡的人们幸运的多，同样，在国家的基本法律下生活的君主要比暴君快乐；因为那些暴君既没有任何手段约束他的臣民的心，也没有什么东西规范他们自己的欲念。
在君主国里，我们可以看到臣民们簇拥着君王，普照在他的光辉下，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较大的空间里经受品德的洗礼。这些品德给予他们的并不是独立，而是伟大。
专制国家的原则是恐怖；其目的是求得平静。但是这种平静完全不是和平。它只是敌人在酝酿占领城池前的暂时平静而已
在没有基本法的国家里，王位的继承无法被固定下来。君主从自己的家族中或家族之外选择其王位继承者。即使确立长子即位制也无济于事；君主总是可以选择别人。王位的继承者有时是由君主自己宣布，或是由君臣们自己宣布，或是经过内战宣布其即位者。这就是专制国家比君主国家更容易瓦解的一个原因。
在专制国家里，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而已。即使君主是英明的，官吏们又如何遵从某个他们所不知道的意志呢?那么，官吏们理所当然地遵从自己的意志了。
然而接受过别人一点儿东西的人，立刻就希望再多要一点儿，接下去便会贪得无厌。
专制政府不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来自中国的事例却似乎违背了这条规律。在本书的随后章节中，我们将会读到中国设立监察制度的特殊理由。
在共和国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而在专制政体下，人人也是平等的。但是在共和国里，人人的平等在于每个人无处不在；而专制国家里的人人平等在于无处所在。
经常有立法者，试图纠正某一个弊端时，仅仅考虑纠正这一弊端本身；他的目光只盯着一个目标，却对纷繁的弊害视而不见。
有两种形式的腐化方式存在，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法律所致，另一种则是人民被法律本身所毒化。被法律毒化是无可救药的弊端，因为它的危害在于矫正弊端的方式本身之中。
实际上，开国皇帝都是在艰苦的征战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推翻了沉湎于骄奢淫逸之中的旧皇室，他们尊崇曾被他们自身深刻证明的品德，担心他们曾目睹过的，会致人死命的骄奢淫逸。但是在经历了开国之初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者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
这种政府的组成形式是一种协约。依据这种协约形式，几个小型国邦联合而成一个更大的国家，并且愿意成为这个国家的成员。所以联邦共和国是由数个社会联合起来而重新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它还可以由新成员社会的加入而得以扩大。
在一个国家里，即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只能是人们能够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被迫做不应该做的事。
相反，如果立法机构一成不变，人民一旦看到它腐败了就不再会对它所制定的法律抱有任何希望。民众就会为之愤怒或变得麻木不仁。
每个人都自由了，因为每个人都受到过伤害。每个人都是公民了，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主人。元老院和人民又重新得到了曾经奉送给可笑的暴君们的那种自由。
政治自由是要有安全感，或者至少自己认为是安全的。
单凭一个证人就可以把人处死的法律，对自由的危害是极大的。
亵渎君主罪的含混不清，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统治的地步。关于这一点，我在“法律的制定”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
把亵渎君主罪的罪名强加于非亵渎君主罪的行为。这又是一种粗暴地滥用职权。
言谈并不构成犯罪行为，它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思，而是通过说话的语气表达意思，常常重复讲相同的话，却表达出不同的意思，因为意思是根据它和其他事物的联系来确定的。有时候沉默不语比任何演讲表达的意思还要深刻。
无论什么地方制定有这样一条法律，这里就不但再没有自由，就连自由的影子也不会看见。
讽刺能将一般的怨恨转变为娱乐，使不满意的人得到安慰，减少对官位的嫉妒，增加人民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使他们对所遭受的痛苦一笑了之。
讽刺能将一般的怨恨转变为娱乐，使不满意的人得到安慰，减少对官位的嫉妒，增加人民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使他们对所遭受的痛苦一笑了之。贵族政府是对讽刺性文章禁止最严的政府。在这样的国度里，官吏都是些道德低下的统治者，他们还没有能耐经得起咒骂。
许有一个好办法是由特殊法官——如果有这
波斯有一种很好的习俗，就是允许随意出国。与之相反，不许人们随意出国的习俗则来源于专制主义。在专制统治下，把臣民看做奴隶，出国者就被看做逃亡的奴隶。因而波斯人的习俗用来对付专制主义实在是太好了。专制统治下，由于害怕债务人逃走或隐匿而迫使帕夏(高官)和勒索者停止或减轻对人民的迫害。
绝对不应该为了国家设想中需要而不考虑国民的实际需要而索取他们的财产。
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绝不是以国民能够缴纳多少为出发点，而是要从他们应缴多少出发。如果按国民能缴纳多少去计算，也应当以国民经常性的交付能力作为计算的依据。
一个国家富裕的力量在于使每个人都树起雄心壮志；贫穷的后果使人们丧失希望与信心。雄心从劳动中受到激励，失望在懒惰中得到安慰。
对多余的财产课以重税会阻止多余财产的产生。
一些公民纳税较少，害处不大。他们的富裕常常促进了国家的富裕。如果一些人交税过多，他们的破产将会变成对国家的反对。如果国家把自己的财富与个人的财富调节到一种适当的比例的话，那么个人的富裕将会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一切都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国家先以臣民贫困僚倒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而后实现自己的富裕呢?
商品税是人们最不容易觉察到的捐税。因为这种征税国家向人民并没有提出某种形式上的要求。
但是，上述一般规律是永存的。在政治上比较温和的国家，有一种东西来补偿人们的重税负担，这就是自由。在专制统治的国家，有一种和自由价值相当的东西，它就是减轻赋税。
中国人的性格形成了另一种混合形式，与西班牙人的性格相反。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得他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经历和过分获利的欲望，所以，没有一个从事贸易的国家能够信任他们。这种公认的不忠实使得他们保持了对日贸易。虽然欧洲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省份同日本进行贸易是很方便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以中国人的名义对日贸易。
在专制国家，每个人既是人上人，又是人下人，既以专制权压迫他人，又受着专制权的压迫。所以人们的交往就没有自由在到处都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那样多。因此，专制国家的礼仪和道德改变不多。道德越是固定就越接近于法律。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君主或立法者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更少地触犯道德和礼仪。
法律与道德有这样一个区别，这就是法律主要是支配公民的行为，而道德主要是支配人的行为。
法律与道德有这样一个区别，这就是法律主要是支配公民的行为，而道德主要是支配人的行为。道德和礼仪有一个区别，前者是指内在的品德，后者是指外表的举止。
在这方面，文明高于礼节。礼节逢迎他人的缺陷，而文明则防止把我们的缺点暴露出来。文明是人们设置在彼此之间的一堵墙，用来防止相互腐蚀。
这些礼教之所以很容易地铭刻[12]在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深处的原因有两个。第
这些礼教之所以很容易地铭刻[12]在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深处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的文字书写极为繁杂，必须通过大量读书学习来掌握它，而读书的内容就是礼教，因此中国人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礼教上了。第二，是礼教里没有什么涉及心灵深处的东西，只是一些普通的实用规则而已，所以比精神上的东西更容易使人信服，更容易感动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离一般是和专制主义的精神相关联的。从这里我们发现了君主政体以及一切温和政体能和基督教密切配合的原因之一。
一个自由的民族会有一个救星出来；而一个被奴役的民族只会有另一个压迫者到来。因为任何人，谁有足够的力量能把一个国家的专制君主驱逐，也就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要享有自由，就应该使每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保住自由，还是应该使每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他说或写的东西。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一个人争论是好是坏常常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争论就行了。自由就表现在这里。自由就是使人不受这种争论影响的保证。
在专制统治之下，不管人们争论得是好是坏，全都是有害的。只要有人争论，就会使专制统治的原则受到破坏。
因为理性是我们人类感觉中最高尚、最完美、最精致的知觉。
在专制国家里，劳动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更多的获得；而在自由的国家里，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获得而不仅仅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东西。
在君主政体的国家里开办银行，这就意味着使金钱和权力成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有能力办事的人却无权力去办；而有权力办事的却是无能的人。在这样的政体下，当然只能是君主拥有或能够拥有财富。
旦发现那里还有多余的金钱，君主会立刻把它变成自己的财富。
一个国家要是进口的东西多而出口的东西少，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因要求进出口平衡而日渐贫困。它进口的东西越来越少，直到极端贫困以至于再也无法进口任何东西为止。
由此来看，在通商贸易中吃亏的并不是什么都不需要的国家，而是那些什么都需要的国家。从断绝通商贸易中得到好处的不是那些自给自足的民族，而是那些一无所有的民族。
经商可以使人有钱。有了钱就会奢侈。而奢侈的生活又会要求工艺技术更加完善。西米拉密斯时期，工艺技术的水平已达高峰。这也向我们证明了当时庞大的贸易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
这时人们看到贸易正在走出失望和屈辱的怀抱，各个国家被轮番驱逐的犹太人找到了保护自己财产的方法，他们用这种方法为自己修建了固定的避难所，因为任何一个君主虽然愿意抛弃犹太人，但却不愿意因抛弃犹太人而失去犹太人的钱财。
犹太人发明了汇票[73]。汇票的使用使贸易躲开了暴行，而又能维持下去。汇票使最富有的商人的资产全都不见了。由于有了汇票，商人的资产可以寄来寄去，而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原来犹太人有着如此残酷的过去
正是这些一直伴随着贸易被破坏的不幸，使得产生了一种新的事物。它使贸易多多少少脱离了这些人的权利的羁绊。
一些人仅有嘴头上的功夫，而缺乏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他们就说国民越穷，家庭就越是人丁兴旺。他们还说税赋越重，人们就越会勤奋努力地工作，以便能缴纳税赋。这两种谬论曾经使君主制国家毁于一旦，也必将使君主制政体永远消
有时候对于人口繁衍来说，气候条件比土地更为有利。人丁增长了，而饥饿却又摧毁了他们。
每一个共和国立法的目的是要对内使其公民生活幸福，对外使其国威显赫，不能逊色于邻国[21]。
一个人一无所有不是贫穷。但一个不劳动的人才是真正的穷人。
给大马路上赤身裸体的人一些施舍并不等于是在履行国家义务。对全体国民来说，国家有责任让他们生活有保障，有饭吃，有衣穿，能过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
人们问欧仁·才伯为什么不修建济贫院，他回答说：我要让我的帝国富裕起来，它将不需要济贫院。他应当这样回答才对：首先我要让帝国富裕起来，然后再修建济贫院。
他认为国家统治者只有信奉宗教才可能实施仁政，否则他们就会变成四处狂奔，脱了缰绳的野马，会变成肆无忌惮的吞噬其臣民的可怕的怪兽。
那些虽然不能把人们引入另一个极乐世界，但却可以使人们今生幸福的宗教信仰。
只有用人间的思维方式去体察本书列举的一些东西，才能看到它们的确是真实的，而并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与最崇高的真理之间的关系。
基督教让人们相互敬爱。毫无疑问，这个宗教希望每个民族都享有最好的政治法规和最好的民事法律。因为，除基督教之外，这些最好的政治法规和最好的民事法规就是人们能够“给予”和“收受”的最大的幸福了。
他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邪恶的宗教所产生的危险比没有宗教造成的危险要多得多。
假如我们的眼睛不瞎，我们就能看到正是这个国际法使得胜利的一方把属于战败的一方的十分重要的东西保留下来，如生命、自由、法律、财产，还有宗教。
宗教和法律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因此其中一方若是偏离了这一宗旨，另一方就应更加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努力。也就是说宗教的约束力越少，法律的约束力就应更多
如果法律使人们把无足轻重的东西认做是必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法律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它会使人们把很必要的东西也都认做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在一些国家，战争并不是大家商议好后再进行，法律也无法结束或预防战争。而宗教制定了休战和媾和的时间，使人们能从事某些国家必须赖以生存的工作，如播种或类似的劳动生产活动。
宗教应提供许多可供调解这些问题的方法。
宗教除了让人们感受到凶杀的恐惧外，它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宗教是这样做的：一个被暴力杀害的人首先对凶手产生愤怒，激发凶手内心世界的不安和恐惧，并要求凶手将死者生前经常光顾的地方让给死者；未经搜身检查人们不能接触凶手，也不能与之交谈；应当让凶手抵罪并将之逐出城外[13]。
立法者的精神应该是适中稳重的精神；政治上的善良与道德上的善良一样，总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下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民法取决于政治法律，因为这是为一个社会而制定的。当人们要把一个国家的民法带到另一个国家，最好预先检查这两个国家是不是有相同的法律和相同的政治法。
法律的文体应该是简明的。
法律的文体应该是质朴的，直接表达往往比影射表达要好得多。
法律的语言在所有人身上都会唤起相同的观念，这是最基本的。
当用法律作出刑罚时，应尽量避免使用金钱来处罚。因为有无数原因会改变金钱的价值。
当法律已经把事物的观念很明确地加以定位之后，就不应该再回到那些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上来。
法律不应该是深奥的，因为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制定。
当一项法律不需要例外、限制条件和修饰语句时，最好不要把这些东西放进法律条文中去。因为有了这样的细节就要有新的细节。
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不要修改法律。
当人们为一项法律说明理由的时候，这种理由应该符合法律的尊严。
至于推定，法律推定比人的推定要好一些。
因为法律是无法证明犯罪者的犯罪动机的
因为无用的法律削弱了必要的法律，所以人们可以规避的法律削弱了立法。制定一条法律就应该有效果，而不应该因为有特殊协议就允许违背法律的原则。
法律应该具有一定的坦率性。
国王们不敢亵渎神灵，因为他们害怕因亵渎神灵罪而受到惩罚。
孟德斯鸠(Chari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历任波尔多省法院法官、院长和法兰西学院院士。
，涉猎各类学科，获得了广博的学识。他到欧洲各国旅行，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为《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耗时20年。经过精心的酝酿和准备，于1748年完成并发表了《论法的精神》这一社会学巨著。
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前叶，此时正值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从发展高峰急剧走向没落的时期，统治阶级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压迫广大人民，宫廷和贵族极尽奢侈，民众却在饥寒中挣扎，长期的战乱、苛政使农民起义
理性论是孟德斯鸠政治法律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
“地理”说，这个著名的理论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因素与人民的性格、感情发生直接的关系，法律应考虑这些因素。
法就是这个浅显理性与各种存在物之间关系的总和，同时也体现着所有客观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人类一旦置身于社会，软弱的情感便荡然无存；原本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平等也随之消失，于是战争状态便开始了。
在共和政体下，当全体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时，便是民主政治，而当最高权力集中在一部分人民手中时，那就是贵族政治了。
因此，为建立投票权而制定的法律是民主政治下的基本法。
换言之，君主政体的性质，在于由一个君王依照基本法律治理国家。
“中间途径”才能使权力得以实施，因为如果在某一个国家，单凭某个人一时的冲动以及多变的意志治理国家的话，这个国家中的一切都会毫无确定性，而且其结果也毫无基本法律可言。
没有君主便没有贵族；没有贵族亦没有君主。然而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中，君主将会成为专制君主。
相反，没有贸易就会产生掠夺。亚里士多德认为抢掠是获得的方式之一。抢掠的精神并不违背某些伦理道德。
贫困的人分为两类。一类人的贫困是由于政体的酷苛所致。他们几乎没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因为贫困本身就是他们受奴役的一部分。而另一类人的贫困则是因为他们轻视，或是不了解生活的安逸所致。这一类人可以干一番事业，因为他们的贫困本身就是他们所享有的自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