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
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
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
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
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
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
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
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学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
因为非常明显地，来到大学既然不是由于对知识的渴慕，不是由于对大学理念的向往与认同，而只是因为将来谋职求生之所必须。那么，只要能够毕业就好，管它学的是什么！ 知识的尊严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在这样一种求知态度中断送的。
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作宣传、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是什么？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
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朋友这样指责我。
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
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
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
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
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
“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烧成一小片火海，表示这是个不同的时机。
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作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貌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
喜鹊？乌鸦因为在粉饰、教条、自我吹嘘、自我慰藉的“酱缸”里泡了几十年，我才在极端不耐中开始写“野火”，但是立即招来质问：为什么只写坏的？光明面为什么不写？人民很勤奋呀，政府很努力呀，社会很安定呀！为什么一面倒？是“别有用心”吗？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
十五岁那年看到赫塞那句：“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初恋的青年；实践着伟大英雄的行为，却没有能力去履行日常的无聊乏趣功课”。我就泪眼汪汪。二十一岁看到《夜游》里的麦珂说的：年长的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对年轻人嫉妒得要死。他们除了想尽办法折磨年轻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气的法子了。
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
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
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术创作里来。
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美国的壮阔得天独厚，自然景观从沙漠峡谷到鳄鱼丛林，变化无穷，不是小小的西德所能比。但德国的美不在它粗犷原始的大自然——千年的耕耘垦植，哪有“原始”的余地！德国的美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
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特别的沉重。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
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最大问题。
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长期要做的工作。
这需要培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
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龙：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
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
“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
极权的势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莲，无声无息地在那里滋长，如果没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这种恶势力铲除，它就会像布袋莲那样突然之间，不声不响满布着整个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