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诽谤对方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事实真相,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正确比较中韩文化的理由。

古罗马时代,英国曾是公认的最边缘的国家,但英国人从未对此感到过羞耻,反而最积极地从事罗马时代的历史研究。

日本通过对汉字形象的单纯化,创制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也经历了与希腊的字母相似的过程,虽然失去了每个汉字具有的意义,但至今还保留着发音上的类似性。另外,在日语的文体中,为了提高可读性,会使用许多汉字,读它们时常会遇到如何发音的难题。

所用之“训”大体上都是日本(或韩国)的固有语。然而,由于古代在日本(或韩国),没有任何一种能表记自己的固有语的方法,只好写上汉字,以对应于其训的固有语发音读解,并称此为“训读”(而按汉字原来的发音读解则称为“音读”)。

现在,韩国的首都用汉字表记为“首尔”,而就在几年前,中国人还用“汉城”二字。这是因为,首尔在过去朝鲜时代的地名就是汉城。几年前,北京大学为了邀请韩国代表性大学“国立首尔大学校”校长,曾经邮寄过公文,但据说那个公文被错误地寄送到别的大学。这是因为,北京大学在寄往韩国的信封上把“国立首尔大学校”写成“汉城大学校”,

韩国的固有语“Han”,具有大的、唯一的等意思。作为参考,韩语的“Ha-Na”代表“一”的意思,“Ha-Neul”意指“天”。因此,把国家的名称定为“Han”,对韩国人来说具有吉祥的意思,将此发音表记为“韩”,只是借音表记而已,与战国时代的“韩”没有任何关系。

据汉江北侧之意取名为“汉阳”。

语言是为了相互间的沟通而通过社会约定产生的象征体系。

人们把欧洲各国称为“基督教文化圈”,不是“拉丁语文化圈”,而把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韩国、日本、越南称为“汉字文化圈”,意味着汉字这一文字比宗教的影响更大。

文字比口语更正确的原因是:文字可以更自由灵活地使用丰富的词汇和精细的描述。而且,文字一旦写出留下记录,就不能更改,作者的意图就不会受到歪曲,能直接传达给读者。

中国之所以要搞“白话文运动”,可能是因为长期的文字文化传统导致重文字轻口语,使文字变得更为保守。在西方语言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较小,说明其文字文化传统的流传时间较短。

在韩语中,虽然没有基于人称和人数的动词活用,但有基于时态的动词活用。与此相比,汉语不存在这种动词活用,动词在形态上(语法上)不能随着时态的变化而变化,只能通过上下文判断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

中国人认为自身比较保守。一般来说,传统悠久的国家都有保守的倾向,但究竟是因为使用保守的汉字才变得保守,还是因为保守而使用汉字,则不得而知。中国人喜欢引用成语,也与保守的语言习惯有关。文字文化发达,抽象的概念便能整理得更为细致,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这方面别具优势。

西方人初次学习汉语,当发现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单词“他”、“她”以及“它”的发音完全一样时,会感到很惊讶。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不常用这些代词,即使用也可以通过前后文很容易地判断出属于哪一个代词。与西方相比,中国或韩国的传统社会规范是:不愿意完全表露自己的意见。因为这种“言不尽意”,只靠话语或文字,很难正确地理解讲话者内心的真正意思,所以中国人或韩国人洞察力很强,能揣摩上下文和情境,探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正意思。也就是说,语言的语法体系和语言习惯,必定会反映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属的社会规范即文化。

西方语言之所以斤斤计较性别、人数以及时态等,是因为这些信息对听者或讲话者都很重要,这与社会共识或规范有关。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语言习惯之所以更具逻辑性和分析性,是因为他们重视数字或时间的信息,而不是文字文化的直接影响。同理,韩国人或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与西方人相比之所以不太合理,不是因为文字文化传统的历史短,而是因为自古以来不重视合理性的社会规范。

也就是说,社会规范影响着语言习惯,语言习惯又影响着作为其下位概念的讨论文化。

也就是说,社会规范影响着语言习惯,语言习惯又影响着作为其下位概念的讨论文化。

语言虽然具有难以改变的属性,但只能说其变化速度相对缓慢,而不能说其经久不变,语言也必然会不断地进化。

为什么亚洲人,尤其是韩国人和中国人,更多地持有“钱=成功”的价值观呢?最大的理由也许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经历战争、革命等近现代历史变迁的韩国人和中国人来说,未来是难以预测和令人不安的。虽然为了追赶欧美发达国家,努力不懈地引入市场经济,但目前尚未具备类似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或中国人只能认为钱是守护自己和家族的唯一安全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