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诽谤对方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事实真相，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正确比较中韩文化的理由。
总之，在诽谤对方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事实真相，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正确比较中韩文化的理由。
古罗马时代，英国曾是公认的最边缘的国家，但英国人从未对此感到过羞耻，反而最积极地从事罗马时代的历史研究。
日本通过对汉字形象的单纯化，创制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也经历了与希腊的字母相似的过程，虽然失去了每个汉字具有的意义，但至今还保留着发音上的类似性。另外，在日语的文体中，为了提高可读性，会使用许多汉字，读它们时常会遇到如何发音的难题。
所用之“训”大体上都是日本（或韩国）的固有语。然而，由于古代在日本（或韩国），没有任何一种能表记自己的固有语的方法，只好写上汉字，以对应于其训的固有语发音读解，并称此为“训读”（而按汉字原来的发音读解则称为“音读”）。
现在，韩国的首都用汉字表记为“首尔”，而就在几年前，中国人还用“汉城”二字。这是因为，首尔在过去朝鲜时代的地名就是汉城。几年前，北京大学为了邀请韩国代表性大学“国立首尔大学校”校长，曾经邮寄过公文，但据说那个公文被错误地寄送到别的大学。这是因为，北京大学在寄往韩国的信封上把“国立首尔大学校”写成“汉城大学校”，
韩国的固有语“Han”，具有大的、唯一的等意思。作为参考，韩语的“Ha-Na”代表“一”的意思，“Ha-Neul”意指“天”。因此，把国家的名称定为“Han”，对韩国人来说具有吉祥的意思，将此发音表记为“韩”，只是借音表记而已，与战国时代的“韩”没有任何关系。
据汉江北侧之意取名为“汉阳”。
语言是为了相互间的沟通而通过社会约定产生的象征体系。
人们把欧洲各国称为“基督教文化圈”，不是“拉丁语文化圈”，而把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韩国、日本、越南称为“汉字文化圈”，意味着汉字这一文字比宗教的影响更大。
文字比口语更正确的原因是：文字可以更自由灵活地使用丰富的词汇和精细的描述。而且，文字一旦写出留下记录，就不能更改，作者的意图就不会受到歪曲，能直接传达给读者。
中国之所以要搞“白话文运动”，可能是因为长期的文字文化传统导致重文字轻口语，使文字变得更为保守。在西方语言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较小，说明其文字文化传统的流传时间较短。
在韩语中，虽然没有基于人称和人数的动词活用，但有基于时态的动词活用。与此相比，汉语不存在这种动词活用，动词在形态上（语法上）不能随着时态的变化而变化，只能通过上下文判断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
中国人认为自身比较保守。一般来说，传统悠久的国家都有保守的倾向，但究竟是因为使用保守的汉字才变得保守，还是因为保守而使用汉字，则不得而知。中国人喜欢引用成语，也与保守的语言习惯有关。文字文化发达，抽象的概念便能整理得更为细致，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这方面别具优势。
西方人初次学习汉语，当发现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单词“他”、“她”以及“它”的发音完全一样时，会感到很惊讶。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不常用这些代词，即使用也可以通过前后文很容易地判断出属于哪一个代词。与西方相比，中国或韩国的传统社会规范是：不愿意完全表露自己的意见。因为这种“言不尽意”，只靠话语或文字，很难正确地理解讲话者内心的真正意思，所以中国人或韩国人洞察力很强，能揣摩上下文和情境，探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正意思。也就是说，语言的语法体系和语言习惯，必定会反映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属的社会规范即文化。
西方语言之所以斤斤计较性别、人数以及时态等，是因为这些信息对听者或讲话者都很重要，这与社会共识或规范有关。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语言习惯之所以更具逻辑性和分析性，是因为他们重视数字或时间的信息，而不是文字文化的直接影响。同理，韩国人或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与西方人相比之所以不太合理，不是因为文字文化传统的历史短，而是因为自古以来不重视合理性的社会规范。
也就是说，社会规范影响着语言习惯，语言习惯又影响着作为其下位概念的讨论文化。
也就是说，社会规范影响着语言习惯，语言习惯又影响着作为其下位概念的讨论文化。
语言虽然具有难以改变的属性，但只能说其变化速度相对缓慢，而不能说其经久不变，语言也必然会不断地进化。
为什么亚洲人，尤其是韩国人和中国人，更多地持有“钱=成功”的价值观呢？最大的理由也许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经历战争、革命等近现代历史变迁的韩国人和中国人来说，未来是难以预测和令人不安的。虽然为了追赶欧美发达国家，努力不懈地引入市场经济，但目前尚未具备类似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或中国人只能认为钱是守护自己和家族的唯一安全的保证。